饶毅演讲：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饶毅是中国生物学家，北京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前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神经科学博士。他曾任美国华盛顿大学、西北大学教授。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篇饶毅在开讲啦上的精彩演讲，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饶毅演讲：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今天想谈“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
我在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首先我就是要做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有我们自己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这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是从无生物到有生物，无核到有核，单细胞到多细胞，多细胞到整个个体。当然有简单一些的个体，有复杂的个体，有植物、微生物、动物。我们最感兴趣的动物里面，也就是从低等的小小的虫子到更高等的，一直到有脊椎类、哺乳类、灵长类，最后走到了智人。而在智人里面，还有从猿到人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走过来的。所谓的北京猿人不是我们任何在座人的祖先。我们现在智人主要是来自于东非，他们从东非迁徙到欧洲，从印度次大陆南下到东南亚，从中国的南部迁向中国的北部，逐渐就要变成各地的人，最后变成我们自己。演化到最高的形式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觉得能够有我这样一个人在世界上是很神奇的事情。那么既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不仅有整个生物的进化，而且包括家族的传承，那你就会很珍惜。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跟其他的生物，包括高等的动物要有所差别”。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是动物，所以也有个体生存、种系繁衍的需求，也得需要食物、住房、求偶，但是我们不能这几样东西做得跟动物一模一样。所谓你们这一代才流行，我们那一代没听过的“高富帅”“白富美”，在我耳朵里面听得特别难听。我认为这六个字把人完全当成动物在肉市上做交易，这是很悲惨的事情。我们跟动物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具有人的特性的大脑，大脑让我们有高级的认知，让我们有文明的社会，为我们带来今天日新月异的世界。所以只要你用大脑做一些值得进化，为你带来的高级认知，这样用大脑的生活才是做人的生活。所以做人用脑，这是我认为的基本点。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角度是从生物的角度，做人。第二个角度是从个体的角度，做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人，包括对于我来说做有趣的科学家，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好奇。所以如果没有大脑，自己觉得自己要有趣，科学可能不会诞生。在和平时代你愿意做哪个行业都可以，你甚至学律师也可以，做主持人也可以，也没有什么可耻的。做科学也是不需要谁献身的，你愿做你喜欢就做，不愿意做，做别的事情。
科学是一个很好玩的事情，科学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在北大做的研究里，曾经做过一个基因变化以后就影响睡眠。这是果蝇的脑袋，你可以看见一个荧光蛋白是由我们有特定的基因表达，可以看到这个基因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区域起作用。其中有些基因我们发现如果改变它以后，可以让果蝇不睡觉，还有一些基因我们改变以后让果蝇睡觉睡得特别多，还有一些基因我们改变以后，它白天睡觉晚上玩。我们还做过老鼠的研究，把老鼠的一些基因变掉以后，这个老鼠跟谁睡觉就出现问题。这个当然不是睡眠问题，这是性偏好的问题。我实验室最近还做猴子的研究。这是一个小猴子，这个小猴子和其他小猴子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是在外面是在里面，我们改变了它的一个基因，基因改变以后就发现它对母亲的爱就要减少。我们通过改变基因以后，知道哪些基因使得其他的猴子会爱它的妈。所以我们是通过异常来了解正常。这些实验好玩得很，这些动物的外观和细胞基因表达都是很漂亮的。除了作为一个职业，做科学研究要做有趣的。我自己在学校一直是讲课，我讲本科生的课，我也讲研究生的课，我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同学觉得科学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玩，非常优雅、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除了做研究工作教学以外，我自己也喜欢读书，有时候忍不住跟别人分享，就像小学生出黑板报一样，我们最近几个大人也想出黑板报，然后找不到黑板，干脆出了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对智力、对知识的欣赏和享受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还是觉得好玩是一个很大的目标。所以除去做好玩的科学，教好玩的课程，到读好玩的书和出好玩的微信公号，我觉得我很喜欢做一个有趣的人。
从社会角度当然得考虑要做有意义的人。做有意义的事情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是一个问题，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还是更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和平时代的中国人。九年前回北大，我坚决拒绝任何人给我戴上“爱国”的帽子。我认为爱国只能用来描述，1940年代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进行过博士后工作，回到战争中的重庆工作的张昌绍教授。他是药理学家，他在战争期间在可以留在国外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下，决定回到祖国，这叫爱国。有他这样的科学家从西方引进我国所缺乏的科学传统和当时的现代科学。才有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初期，屠呦呦和其他科学家在中国做的研究。他们做的研究从中药青蒿获得化学单体抗疟药青蒿素。他们的研究结果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人类，所以他们当然是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人生。
我这一代，特别是像我自己这样的人，不仅对于爱国完全没有资格标榜，而且我很担心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意义不大，甚至没有意义。所以我经常想提醒自己，希望我的研究有些时候不仅是看哪个老鼠跟哪个老鼠交配，而且甚至对于我们其他的学术，或者应用也许有时候有意义。这种意义可能是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基因，一个细胞如何控制睡眠，如何控制各种社交活动。也可以希望偶尔说不定我们发现一个药物，可以让人的时差可以倒过来。我说这句话还不是笑话，我们实验室最近有一个研究生，他用细胞做的实验，人体的细胞放在培养的时候，他丢一个药上去。那个细胞就改了九个小时的时差，我现在热切地等着他，是不是在动物身上，在人体有作用，除了在细胞上有作用以外。像这样的有可能对人类有用处的，偶尔我也悄悄地做一做，会希望自己有一部分工作能够有意义。可以是科研工作有意义，也可以是教学，万一自己做得有限，我的教学做得很投入，希望有一批学生他们以后做的工作做得很好。这样的话组织一个有机的，我自己认为是做人，做有趣的人和做有意义的人。
谢谢大家。
关于饶毅的社会评价：
我们这个社会是由一个个体制组成的，这就像一扇扇门，而掌握钥匙的是人，有时甚至个别人就代表了整个体制。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可以藐视体制的存在，但不能得罪体制，更不能得罪掌握钥匙的那个人，得罪了意味着你将永远被关在门外，除非你根本无需依托体制的存在。这又是一个不现实的乌托邦，自绝于体制之外，你就得承受体制的区别对待。这种冷遇在体制掌握分配权的现实里，几乎是致命的。
有人说饶毅不够淡定，一边骂体制有病一边又想获得体制的承认。但这何尝不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回国终究是为了爱国，一方面容不下缺点，另一方面又迫切希望改变。骂体制也是为希望体制能有所触动。如果是为了个人成就，我相信他在国外有更好的选择。
饶毅不是非得当这个院士，有真才实学不怕没有施展的地方，不一定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但中国科学体制的问题不能淡定到像放弃一个饶毅一样，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在现有的体制下，饶毅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或者说他的所作所为既不明智也不理智。这样的人自然为体制所不容。也许这就是饶毅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