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生于忧患”——读《孟子二章》有感
孟子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虞舜、傅说、管夷吾、胶鬲、孙叔敖和百里奚这六位古代贤人，原本地位卑微，历尽磨难，才成为君主或重臣。他认为，经历困境和磨难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他还说，一个人犯错误后才能振作起来，国家遇到敌国威胁后才能保持警惕，失去敌国的威胁，常常会居安而不思危，和平麻痹，走向灭亡。
他就是这样，以个人和国家的事例证明“生于忧患”这个分论点。那么，这个分论点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且看下面两个事例：
我教过一个学生，他随离异后的母亲生活。母亲自杀未遂，疯了，失去了自理能力和抚养孩子的能力。他又改跟父亲，而父亲已另立新家，便嫌弃、虐待他。他只好流浪街头。后来，他得到姨妈、舅舅的接济，白天上学，晚上帮姨妈看守五金档。谁料他以怨报德，竟带几个猪朋狗友偷走档口里的钱财，最终锒铛入狱。他先身处离异家庭，后又寄人篱下，却没能“生于忧患”。
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受到秦国的威胁，却相继灭亡。它们也没能“生于忧患”。
拿这两个事例跟孟子的观点相对比，前提条件一样，但结局刚好相反。
那个学生的结局为什么会跟孟子的观点相反？因为他觉得世界上没一个好人，因为他不懂报恩，因为他的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薄弱，自暴自弃。可见，决定人的生死的主要因素是由人的知识水平、思想水平、技能水平、心理承受能力、生理健康状况等所组成的综合素质，这个综合素质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适应社会环境能力的大小，外界条件的安危好坏只是一个次要因素。面对吴国的进犯，勾践能卧薪尝胆，东山再起；面对日寇的入侵，溥仪却俯首称臣，甘当傀儡。
六国的结局为什么跟孟子的观点相反？苏洵曾经论证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可见，决定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是由国家的决策水平、经济实力、科技条件、社会秩序、国防状况等所构成的综合国力，这个综合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这个国家对抗内忧外患的胜败，外界条件的安危好坏也只是一个次要因素。面对美英联军的立体进攻，萨达姆败下阵来，成为战俘；面对塔利班的恐怖袭击，美国能猛烈反击，稳定局面。
这证明，孟子的观点不能普而遍之，绝而对之。孟子“生于忧患”的观点乃是用不完全归纳法之中的简单枚举法推理出来的，他并没有全面考察个人和国家的各种“生”、“死”现象，也没有全面考察造成这些“生”、“死”现象的种种因素，光凭六位名人“生于忧患”这几个事例，没有考虑到“死于忧患”的众多事例，就贸贸然下结论，其观点没有普遍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他片面地夸大了外界不利因素对个人和国家的影响力。
烈火显真金，疾风知朽木。个人和国家能在忧患中发展起来，也会在忧患中颓丧下去，关键在于这个人和这个国家是真金还是朽木。外界环境的忧患不是决定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因素，决定个人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个人自身的综合素质，是国家自身的综合国力。
因此，我们要努力提高个人素质和综合国力，以达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境界。一个人品学兼优，身心健康，会自理，能自立，竞争能力强，抗挫折力强，能随机应变，才能更有力地抵御厄困和磨难；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社会稳定，国防坚固，才能更有力地经受动乱和战争，并取得稳定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