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人的“孝”
读瞿同祖所著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令我非常震惊的是，中国古代对不孝子孙是可以随意处死的，历史上有很多不孝子孙都是被家长自己动手杀死的，也有的是被家长呈送官府再由官府秋后问斩的。这件事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中国人所谓的“孝”其实是由高压体制挤压出来的孝，因为子女只要被父母安上“不孝”的罪名，他就必死无疑，后果相当严重。
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据说古罗马早期，父母也有处死自己儿女的权力（见该书第11页）。我对中国秦之前的情况不太清楚，但秦之后家长随意处死自己子女的现象似乎已被禁止。不过，对不孝子女，法律又给予父母以送惩权，即家长可以请求地方政府代为惩罚。在元、明、清之前，家长只要把自己的儿女呈送官府，并要求执行死刑，那么官府大多会判他死刑，即使在开明盛世的唐代，这种现象仍旧没有改观（见该书第12页）。到了宋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尤其是到了清代，因为不孝而被执行死刑的已很少见，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吧。
不过，尽管清代对“不肖子孙”不再处死，但官府对打死不孝子女的家长却非常宽容。比如，家长打死子女后，只要声明被打死者不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家长所承担的责任就非常小，按《清现行刑律》规定，只需打一百板子、罚十五两银子即可（见该书第9页）。这等于是告诉人们：家长打死子女并不是一个大问题，他只是受一点皮肉之苦和破一点财而已。我觉得这仍旧是一把高悬在子女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同样具有很强的威慑力。
在孝这个层面，清代法律不仅给家长很大的权利，而且，对不孝子孙的惩罚也非常严厉。子孙只要是不服教诲或有触犯情节的，都有可能被送交官府处置。官府对这些被呈送的不孝子孙，一般都押送到云、贵和两广地区服刑。而且，官府对这种不孝的犯人，通常是不释放的，除非遇到特旨恩赦或者减刑（见该书第13页）。当然，也有的家长后悔将子女呈送官府，事后又请求官府释放子女回来，不过，这样的请求手续繁琐，很难得到批准。此外，对二进宫者，官府还要加重治罪，这些人基本上都要发配新疆。这其中最为悲惨的是，有些子女被呈送到流放地后，他的家长先后亡故，这就意味着这些子女已完全失去释放机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很多人都绝望地自杀了（见该书第14页）。在清代遗留下来的案卷中，作者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在家长呈送的不孝子女中，很多人的犯罪情节并不恶劣，有的只是因为不服从父母管教，有的只是因为出言顶撞了父母，就被呈送官府遭到流放。比较严重的一个家伙也就是平日懒惰，又不听母亲的训斥，就被呈送发配。还有一个家伙是因为酗酒滋事，又总也改不了这个恶习，也被官府从直隶发配到了广西。还有一个人擅自离家出走，二年没赡养父亲，也被呈送极边远的烟瘴地区给充军了（见该书第15页）。像这类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事吧。最令人不解的是，父母和子女怄气自尽了，子女是要判死罪的，即使儿女并没有直接冒犯，父母若轻生自尽，子女也要有人判为绞候，大约是现在的死缓吧（见该书第39页）。
在清代，家长控告子女不孝的案子，官府一般都是来者不拒。而且，还不要求控告人提供任何证据。在清律上就明文规定：“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在当时，通行的伦理道德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假如父母与子女发生矛盾，那一定是子女的错。而且，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惩戒权是绝对的、不可撼动的。那个年代的伦理告诉我们，子女只能是“有顺无违”，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伦理”的问题，“孝顺”讲的就是“顺从”，这才是根本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子女和父母分辩是非，甚至顶撞不服，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是不可想像的（见该书第17页）。
说到这里，我们也许就明白了，其实，中国人所谓的孝敬长辈，本质上更多地是因为惧怕惩罚，人们内心的这种惧怕有的来自伦理道德，有的慑于家长乱施淫威，但归根结底还是来自对国家机器的恐惧。那么，国人为何要如此强势地推行“孝道”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历代统治者都搞独尊儒术，因此极力推行“三纲五常”则是必然。由于统治者把“孝”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因此它就必须誓死捍卫它的地位；二是来自民间的推波助澜。因为当时的社会保障不健全，父母基本上要靠子女赡养，而孝顺既是前提，也是保证。
在我看来，通过打压而营造出来的孝是畸形的，它不是真正的孝，它只是一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