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年
拱门
作者：（澳门）胡国年
秋高气爽，红红的霞和淡淡的云，伴着旭日照耀着新口岸的香山公园。我们一家四口在那儿漫步，那依然浓阴的绿树，那像是铺满了璀璨珠宝的花丛，令人乐而忘返。
“爸爸，那是什么？”小女儿指着横跨马路的拱门问。
“哦，那是政府建的中葡友谊纪念物，叫东方拱门。”
“拱门？生锈士巴拿（扳手）就真！”一位路过的老伯冷冷地说，“简直是将几万丢落咸水海！”
这拱门是什么，见仁见智。据闻，葡国有人褒为表示永恒的钜制，可我嫌它遮挡着远处的蓝天白云和近处的灯塔松涛。
突然，妻子扯我一把：“哎，那不是主任吗？”
我一看，果然是栗色毛发、身材修长的主任。我一喜，忘形地向她挥手，领着儿女迎上前去。
“伊丽莎白！”她轻抚着我女儿的头，接着又呼我的儿子，“安东尼奥！”
小儿女用葡语向她道早安，她笑着频频用葡语回应。但我夫妻俩听不着也搭不上嘴，只能无奈地挥手，示意“拜拜”。
“你的子女有葡文名，入了葡籍？”健谈的老伯问。
“不，我们都是中国籍……”我一边敷衍着他，一边目送着主任远离的身影。倏地，心中闪烁着一个亮点，那亮点越来越膨胀，瞬间化成彩虹般的拱门，啊！又一道拱门，我确信，此拱门绝不同彼拱门……
事情得从十多年前说起。
那时，我和母亲被移民潮卷到了澳门。最初投靠一位表亲，后来自寻生计。不久，妻子和儿女也来了，暂栖在路环。同年，父亲在内地退休后移民香港，但不到一年就因心脏病发而撒手寰尘，乌云开始笼罩着我们家。
小女儿有先天心漏症，经常心跳和口脸发黑，走上没几步就得蹲在地上喘息。医生说宜在小孩时做心脏修补的手术，但那要花上一大笔钱。为此，我到社会福利署求助。但当我向几位本地的姑娘查询时，得到的是不耐烦的脸孔、冷漠的话语和扑鼻的香水味……我感到无助，仿佛脚板踩上一摊碎玻璃，正要扭头离去。突然，一位穿着白色外套、栗色毛发的女士示意我进入办公室，微笑着让我坐下，通过翻译聆听。不一会儿，她轻锁着眉宇打了数个电话，然后说，有些心漏症会随着发育而改善，但也应从速检查。因我住在路环，她请我去氹仔社会福利署办理“贫民纸”，好到山顶医院求医。临别，她紧握我的手。手感柔软而温暖，心池浮起一个问号：“这葡国人怎会这样的？……”
那年夏天，我领到了“贫民纸”，带女儿到医院去。当走到医院社会福利署办事处时，又看见了那位身穿白外套、栗色毛发的高个子的葡国女士。她亲自领我们去找心血管专科的大医生，这使我吃了定心丸。我不知道她尊姓大名，办事处的姑娘称她为主任。
几天后，我陪妻子和女儿到医院验血，而儿子却留家跟隔篱邻舍的小孩玩耍。那些天，酷热非凡，创了澳门高温的纪录，谁都想钻进水里图个凉快。可我还得背着女儿，在烈日之下攀高爬低。当我满头大汗地回到家之际，有小孩跑来告急：“你的儿子在海边出事了！”我一听，如遭五雷轰顶，连外裤也顾不得穿，光着脚丫向谭公庙的海滩飞奔而去！原来是几个小孩在那打水战，越玩越忘形，谁知海潮无情卷走了两个，一个被救回，另一个不知所踪，而他，就是我的儿子！
我像疯了一样，放开嗓门狂呼儿子的名字，在高低不平的乱石丛中跌跌撞撞，脚板被尖石割破，头颅被礁岩碰起了血瘤……
从澳门买菜回来的妻子，惊惶地从我的脸上搜索到噩耗，手里的东西往地里一扔，双拳捶胸，猛拍大腿，凄厉的嚎叫令人心如刀割……
第二天，母亲战战兢兢的赶来路环，第一句话就问她的孙子，我能答什么呢？她当即昏倒在地上，那时，她已患了癌症……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我们离开那伤心地，搬到下环街，在一个露台里铺板围布作床。主任派了两位姑娘来访贫问苦，并加快安排了母亲到香港玛嘉烈医院诊治。
翌年春末，女儿赴广州的一间大医院里治疗，费用由社会福利署支付。手术由国内一流的教授操刀。第二天早上，情况良好，医生破例地让我们进去看女儿，估计两天后可以转移到普通病房。我们差一点儿欢叫了起来！
可是，几小时后，监护室里突然乱作一团，杂乱的声浪打破了医院的安谧，医护人员小跑步地进进出出，他们紧绷的脸顿时凝固了病区的空气，我们的心被揪悬着……原来病人起了补液反应——吊针的葡萄糖出了问题！我女儿刚动了手术，体质最弱，反应最烈，浑身打颤。到了下午，医生关门为她切喉抽痰……
女儿高烧不退，妻子帮着护士姑娘添加病床冰块，那寒气钻心彻骨……
女儿全身被捆绑，嘴巴封着输气管，不能动，不能喊。有一天，我看见她的眼睛渗出一道泪痕，直淌到面颊，她想哭吗？她想叫妈妈吗？她想唤爸爸吗？……可是她喊得出来吗？别人听得见吗？……可我，分明听见了，震耳欲聋，心被撕，肺被扯……
“我们已经尽了力……那一批有问题的葡萄糖，已全部销毁！”院方最后说。
我女儿呢？不也跟着被销毁吗？……
几天后，我们搂着女儿的骨灰，怀着对那些葡萄糖的怨恨，带着一连串可怕的回忆，耷拉着苦脸返澳。
不久，身受三重打击的母亲病情恶化，入住山顶医院。两天后，她五官麻木，要用手撬开眼睛才能看人，说话含糊不清，一周后，她吐出最后一口血痰，我和妻子当即跪在病床前呜咽……
两年中，失去了父母给自己的依靠，失去了儿女给自己的憧憬！每逢假日，我们尤其怅惘，妻子说不敢看街上的小孩，我呢，却是硬着头皮看街上的小孩，看看有没有失踪了的儿子向我走来……一些儿童的服装、玩具、食物、卡通，还有所有的遗物都会瞬间变成一把把锋利的匕首，直捅我们的心窝！
有一次，沐浴中惦记着儿子，水龙头开大了，哗哗的水柱呛住了鼻子和嘴巴，一阵子窒息……憋不住了，当即关了它！突然又联想到：儿子在茫茫大海中怎么被呛、被憋、被……我身一晃，脚一滑，栽倒在浴缸中……
在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我被通知去为广州医院的收据确认，一见那些发票，手就发抖……昨天，你医院要我在死因是“心脏停止跳动”的女儿死亡证上签名；今天，又要我在你医院收取大笔金钱的单据上签名。真无奈啊……
签署后，主任通过翻译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要找一份工。她问我以前做过什么工作。我说以前当过教师，而现在干什么都行，在诉说中亲人的身影堵塞了我的喉咙，说不出话，我哭了！主任见状，顿时手忙脚乱，差一点儿把办公桌上的茶杯弄翻，她随即打了几个电话，葡语我听不懂，但她那失措的眼神和焦虑的语调却烙我心田。她，向我伸出一双手……
不久，主任通知我去得胜马路一所天主教学校见工。我幸运地被神父录用，一干就是十多年。
在我找到饭碗之际，妻子有了身孕。主任喜出望外地为我们找最好的医生，并按医生的意见，让我妻子做了保胎的箍子宫颈的小手术。
翌年春，女儿诞生了！主任为她起了名字：伊丽莎白，并为她亲手织了一套毛衣。
次年秋，儿子问世，主任为他起了名字：安东尼奥，并为我妻送去红玫瑰。
新生的儿女填补了我们心灵的空虚，替换了我们脑海中不少的沉渣。
为了谋生，小儿女都放在内地寄养，每逢圣诞节就接他们出来见主任。
我送她的孩子的照片，她高兴地让职员贴在黑板上。那黑板上照片琳琅满目，五光十色，显露着一张张健康、天真活泼的笑脸。
儿女后来入读何东中葡小学的幼稚班，也多得主任的写信关照。他俩很喜欢那学校。有一次女儿为一位葡文老师回国探亲而哭了一场；有一次儿子在家碰伤了下巴，他贴上纱布仍要上学。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题为：伤了下巴不请假。生活渐趋安定，我在澳门大学兼读了六年，堂堂正正地戴了教育学士的四方帽子，还继续念研究生；妻子也兼读三年，取得了华南师范大学的教育文凭。两个儿女上学，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新生的家。
多年来，在得胜马路上，经常遇见主任。她必安详地问伊丽莎白和安东尼奥怎么样，我用手势比画他俩的高度，用生硬的英语介绍就读的年级，她听了以后，报以灿烂的笑靥。
主任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就算有人说一遍她的全名（包括姓氏、名字、父姓、母姓和教名等等），相信也是水过鸭背，办事处的姑娘说她的先生姓边度……“边度”可好记，“边度”在本地音译是“哪里”。忆昔在崎岖的人生陷入低谷时，我和妻子往“边度”（哪里）走啊？……去赌场？泡酒池？上毒癖？赴癫狂院？登奈何桥？……我们在十字路口彷徨、失落，幸得有很多热情的手在拉我们，其中就有主任她们的手！让不止我一个破碎的家庭重新调整、重获新生、重在社会立足、重迈人生征途！
物质的拱门能永恒吗？从它竣工的那一天起，经日晒雨淋，它一天不如一天……
主任她们不是设计和塑造纪念物的艺术家，她们只是平平凡凡的社工。然而，正是这些人默默耕耘，排除了种族和语言的隔阂，以她们热情的双手，日积月累地在平民心中砌建着一道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