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的“忠义”
暑假无事，和丫头看《水浒传》，不免又生发出一些老生常谈的感慨。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忠义”二字本是全书的核心，不知何故省了，怕是图简单吧。“忠”字与“义”字，是梁山好汉统一思想，相与为一的两条精神纽带，也是梁山的两条道路选择，两种价值认同。晁天王在时，其议事厅曰“聚义厅”，盖梁山兄弟以义而聚；宋公明主事后则改为“忠义堂”，“义”仍然在，但前面得有“忠”管着。究其原因，晁盖麾下，聚集的基本是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如三阮者，或是与朝廷仇深似海势不两立的林冲之类，而且比重极小。这些人本就对君昏臣佞的朝廷素无好感，彼此相交自然是以江湖义气为主。宋江做头领后，梁山的兄弟构成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官府降将大幅增加，有的是战败被擒无路可走而归降落草，有的本就是被梁山以不甚光明的手段诱迫而至，这些人本就有仕途功名，是“体制内”的人，与朝廷并无你死我活的深仇大恨，若仍以“义”相凝聚，恐怕并无十分的感召力，故号之以“忠”。以“义”为纽带，彼此是平等的，重的是投合之情；而“忠”的核心是服从，是等级秩序。在封建社会，官民之间历来就就没有平等的意识，而对君长之服从却是浸入骨髓的。面对这些朝廷降将，宋江始终处于“民”的地位与心态，单是以“义”相号召，这些人走投无路之时虽可认同，却未必能做到亲密无间。而且这些人正规军队出身的人惯于带兵治军，讲究纪律，绝非那些“操起两柄板斧，专拣人多的地方杀去”的草莽可比，梁山若要发展，不得相倚重，是必须要团结、利用的力量。因此，宋江在晁天王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了策略，提出“忠”字——即使有兄弟之义，也还必须讲等级尊卑，而且“忠”须在“义”之先。宋押司深知官民之别，手段高明，一下子就掌控了这批人的思想。即如此，还担心自己“民”的出身不能让他们真心服从，于是又进一步搬出个“替天行道”的口号，咱们都是为“天”（皇帝）清君侧，进一步强化“忠”的崇高意义，当然，也有身份置换的意味，在这水泊梁山，我宋江也就是“天”，从而达到对这类人思想的绝对控制。
宋江从骨子里是认同“忠”大于“义”的。宋江重义，这毋庸置疑，“山东及时雨”的名号是通过实际行动得来的，没有“义”，他不能在梁山立稳脚跟，统领群雄。但宋江对脸刻金印的罪人身份与无奈落草的山大王身份是耿耿于怀的，他的理想就是漂白自己的身份，“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重新回到“体制内”。宋江与晁盖的最大区别其实还是在于二人的出身身份，晁盖本就为民，而宋江是“押司”，有“他时若遂凌云志”的渴望。所谓“替天行道”，是认为那皇帝本是好的，不过是被小人蒙蔽，宋江们该做的，不过是拨去太阳边的乌云使之重焕光明而已。以此来看，宋江心中有着忠臣情结，在心理上，和那些降将一样，是朝廷里的人。对宋江而言，“招安”既是他的毕生理想，也是他的命运悲剧。如果说，远征方腊是为国平乱实现自己价值的话，可当他损兵折将归来，却最终还是受到佞臣算计，而“天”并不垂怜的事实，才终于让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理想的破灭。
宋人有句俚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正可用来说梁山的道路选择。为寇只是权宜之计，招安才是最终目的。这种选择，归根到底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这个问题很深，我说不清楚，但我们不必嘲笑宋江招安，不必骂他投降主义，我们今天拼命考公务员，拼命往城市里挤，拼命摆脱农民身份，不是一样的追求身份认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