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
汤一介：我为什么没有成为哲学家
外国学生向我发问:“为什么不说你自己是哲学家？”
1997年夏，我去比利时访问鲁汶大学，有一位该校的女同学写了篇论文《汤一介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她把论文送给了我。她的论文发出的问题也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得由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来回答。1949年后，有个普遍的看法: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样一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领袖才可以被称为哲学家，而其他人只能是哲学工作者，他们的任务只是解释这些伟大人物的哲学思想。这样的思想紧紧地缠绕着我们的头脑至少三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我们开始对此有所怀疑，而后逐渐摆脱这一思想的困扰。”
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我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位哲学家呢？不是的，我曾经也想要做一位哲学家，而且想做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
1947年，我选择读北大哲学系，就是想做一位哲学家，能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我曾写过一些文章，如《论善》、《论死》、《论生意义》等等。近日我又翻看所存的这些文章，虽深感其幼稚，但也感到自己是在独立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我重读这些诗文，深感自己再也写不出这样有真情的东西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许多人都变得很实际，没有幻想，没有激情，不再有发自内心的爱与恨了，这难道是人们、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生活？
1949年，一切都改变了，由于感受到毛主席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震人心弦的强音，我们绝大多数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当时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接受的实际上是苏联的列宁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自此，也许是心甘情愿的或半心甘情愿的抛掉了“当哲学家的梦想”，而自愿的或半自愿的做个“哲学工作者”或者叫作“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确实，在1949年后，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的感染，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很快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时绝不是假的，是真心的接受。1951年初，我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市委党校工作，在那里我认真地读了《毛选》四卷、《斯大林全集》、已出版的《列宁全集》和《马恩选集》的部分，我努力作笔记，讲课很认真，不仅在市委党校受到学员的欢迎，而且在市委机关讲课也受到欢迎。我的这一切只不过都是教条式的解释，我所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的篇章字句，没有一点创造性，也可以说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这样下去自然不会成为“哲学家”，严格地说连“哲学工作者”也算不上。
1956年，我越来越感到在党校教书，没有什么前途。于是我于1956年10月回到北京大学，想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1957年至1964年的八年中，我写了三四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也参加了当时的所谓“学术讨论会”。我写的文章大概分两类:一类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例如我写过批判冯友兰、吴晗等先生的文章；另一类是有关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的文章，这类大多是根据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批判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哲学家，给每位哲学家戴上“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帽子，定性为“进步”或“反动”。这样的研究根本算不上什么学术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只能把自己养成学术上的懒汉，败坏“学术研究”的名声。上面说的这两类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学术作为现实政治的工具。这简直是对“哲学”的亵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缺少“思想自由”，把思想禁锢在一个框框里，这样怎么能产生真正的哲学家？哲学思想的发展往往是由“异端”突破，而开创新的局面。（《北京日报》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