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另一面是怎样的范文
鲁迅先生在中国的影响力是巨大无比的，以下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鲁迅对他人或是别人对他的个人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他人对鲁迅的评价1
理解鲁迅很难。我自己对那里的许多东西是懵懂的。比如他和传统的关系究竟如何，也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因为鲁迅在文本里对其表述是明暗变幻不已的。在我看来这里也存在一个精神的暗区。只有深入底部，才可望一二。鲁迅对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批判，同样吸引了高远东。八十年代末他有机会看到鲁迅的藏书，对其知识结构兴趣浓浓。鲁迅藏品中的各类野史与乡邦文献，似乎都在注解着其对儒道释的态度。但那逻辑过程究竟怎样，如何刺激生成了他的新思想，则需要花费大的力气方可一探究竟。理解鲁迅，不能不回答这个难点。像发现了“互为主体”的概念一样，高远东从分析《故事新编》入手，深切入微地探究儒家、墨家、道家与鲁迅的联系，找到一个令其会心的存在。文本分析不仅是审美的穿越，也是一种哲学的关照。把文本引进哲学语境来讨论，是大难之事。但历史故事背后那个精神隐喻对作者才是重要的。高远东阐释鲁迅对儒家的态度时，用的是悖论的眼光。他发现鲁迅用儒家的价值的含混性和矛盾性，指示出儒家伦理的神圣性的丧失，以及内在的不合理性。在现代意义上儒家思想何以显得蹩脚，小说都有感性的暗示。道德判断的先验性与唯一性，是儒家思想要命的一面。鲁迅借小说讽刺了这一虚幻性的存在，其实是想绕出几千年来的误区，设计着个人化的精神途径。而在分析墨家文化时，作者对鲁迅继承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的阐释也颇为精妙，是他的创造性的书写。《铸剑》的分析与《非攻》、《理水》的读解，多惊奇之笔。从故事的人物与意象到哲学的盘诘，并无生硬的比附，而是曲径通幽，水到渠成。将鲁迅吸取传统文化的特别的一面昭示出来，给人颇为可信的印象。墨子的价值大概在于对一种责任的承担、不涉虚言、清教徒式的度苦以及献身精神。《故事新编》里常常有着类似的意象：黑衣人的果敢决然、墨子的振世救弊、大禹的敬业之举，在鲁迅看来有着希望的闪光。从这些人物的材料运用与理解上，鲁迅把一种旧文明中殊为可贵的遗绪打捞出来。
他人对鲁迅的评价2
如果把鲁迅在《采薇》、《出关》、《起死》中对儒道的批判与在《非攻》、《理水》中对墨家的承担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他承担着墨家的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行“夏道”的清晰思路。在对儒道的接近和清理中，鲁迅肯定孔子的“以柔进取”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否定老子的“以柔退却”和“徒作大言”的空谈，更反对夷齐专事“立德”的“内圣”路线和庄子的道教化，其思想视野或古或今，领域旁涉道德、政治、知识、宗教，焦点却始终凝聚在道德与事功、信念与责任、思想与行动的连带整合上，而这一切又与其贯穿一生的兴趣——寻求“立人”乃至“立国”的方法直接相关。而所谓“中国脊梁”和“夏道”，就成为鲁迅后期思想中重要的人性和社会形象。正是通过它的确立，鲁迅才解决了儒家囿于道德与事功的难局而无法解决的道德合理性问题，解决了道家囿于思想和行动的难局而无法解决的知行合一问题，解决了早期思想就一直关注的信念与责任的连动、转化问题，才为其追寻“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提供了一个正面的、更加切实的答案。
他人对鲁迅的评价3
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的论文可谓多矣，但如此委婉多致、直指问题核心的文字不多。高远东在清理鲁迅与遗产关系中所形成的思路，把鲁迅研究从一般中文学科引向了思想史的高地。先前人们讨论这个问题多流于空泛，唯有王瑶等少数人能从容地面对着这个问题。但王瑶基本还是在文艺学的框架里展开自己的思绪。而高远东则从审美意识升华到哲思中。高远东的治学有自己的思路，一是注重文本，二是沿着文本考察其背后的哲学内涵，三是由哲学内涵的解析再回到鲁迅的基本主张，即思想的原点。
他人对鲁迅的评价4
鲁迅研究史曾经是不断简化研究对象的历史。导致此现象的因素很是复杂，大致说来是历史语境的隔膜和时代话语的干预。人们难免以己身的经验看对象世界，但鲁迅文本提供的却是多维的时空。鲁迅同代人的作品有许多不能引人兴趣了，为什么唯有他的文字常读常新?高远东的写作充分考虑到了对象的复杂性。而他自身的回旋式的思考，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早期可能受到王得后、王富仁、钱理群、汪晖的影响，但后来更主要与日本、欧美的思想者有着诸多的共鸣，借鉴了一些重要的思路。认识鲁迅显然不能从民族的立场单一考虑问题，只要看看他一生与上百个域外作家的精神交流，就能发现思想的丰富性。但放弃民族意识显然又无法走进鲁迅。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能够望到中国“被现代”的苦运。这个认知的对应过程，也是走近鲁迅的过程。我觉得高远东带来的挑战是，在植根于本土问题的焦虑时，一个新的立场出现了：不再是时代流行色的呼应体，而变成由时代语境进入历史语境、从而返回到时代中回答流行色挑战的精神独思。
他人对鲁迅的评价5
关于小说集《呐喊》，小书选择了《狂人日记》这篇文章作为切入点。这篇文章不仅是中国近代第一篇白话文小说，也奠定了已过而立之年的鲁迅先生在文坛中的重要地位。在写这篇文章之前，鲁迅先生只是当时教育部的一名公务员，距离他从日本回国已经十年之久。那么从日本回国的他，为什么清楚地认识到当时国民的劣根性，也并没有选择立刻拿起手中的笔杆去唤醒沉睡的国民，而是在十年之后的闲散生活之余，选择用当时文坛的一种边缘文体——小说，作为其弃医从文的起点呢?日本留学的他，与当时留美的那批青年似乎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喜欢用法律、制度去建设国家，而鲁迅则更偏向于革命。他总是以一种辩证的思维，在希望之中带着一丝绝望，又在绝望之中给未来留一个希望的空间，这篇小说就是很好的体现。小说选择了当时大家比较熟悉的文言文作为开头，以“月亮”这个在古诗文中的美好意象作为引子，可是这个月亮却惹了祸。这一点仿佛与西方月圆之夜的狼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使人发疯，使主人公觉得身边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隔壁赵家的狗的眼神都那么陌生。后面的内容则采用了白话文，摘选了发疯的主人公的几篇日记，我们发现弟弟(主人公)看似是个疯子，却是这个世界中活得最明白的人，这也是另一种方式的觉醒，于是便有了那句令人深刻的结尾——“救救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