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遵宪
黄遵宪：近代杰出的爱国者
李长莉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者、维新志士、中日友好的先驱使者。他逝世已经100周年了，我们今天仍然想起他、纪念他，是因为他在100多年前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与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中日关系以及东亚的命运紧密相连，而且他所倡言践行的中国富强与东亚和平两个主题，仍然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问题。
黄遵宪只活了57岁。自从28岁考上举人后，他便放弃了当时视为进身之阶的科举正途，怀着了解世界的热望，作为参赞跟随首任使日大臣何如璋出使日本，此后的半生，便一直与中国的维新事业及中外交往、特别是中日友好和平事业相联系。黄遵宪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灾难重重、日益沉沦的黑暗时期，外而列强环伺、侵吞交逼、瓜分威胁日渐深重，内而贫弱落后、封闭保守、统治集团不思变革、亡国灭种之危愈趋愈烈。黄遵宪作为较早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一个先进中国人，在东西洋富强之国的亲历考察，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之情与救国之志。他在1877年出使日本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明治政府以仿行西法、变法求强为国策，“富国强兵”为目标，全面推行变法维新，各项新政依次施行，举国各业呈现万象更新、蒸蒸日上的景象。为日本变法维新、由弱转强的现实所鼓舞，黄遵宪很快抛弃了旧士人的陈腐之见与锢蔽习气，以开放的心态作客观的观察，萌发了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改革思想。他用直白的新体诗，记述日本种种变法维新的新鲜事物，撰成《日本杂事诗》，刊行后即在中日两国文士间广为流传，受到交口称赞。他还立志撰写《日本国志》，在驻日四年间，广搜博览，多方咨访，撰成初稿，后来又中断仕途，潜心著述，经二载而始成。他在这部四十卷、五十余万言的大著中，分门别类地详实记述了日本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教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成就，赞扬日本变从西法，由弱转强，步武泰西，势将跻身富强之列的维新事业。他由此反省自己的祖国，为国家民族危急的现状及险恶的未来命运而忧心，为朝野上下仍酣睡梦中、不知觉醒而焦虑。因此，他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提出一系列变法思想和改革主张，如政治上改君主专制为立宪政体，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军事上采用西法练兵，教育上废除八股科举而兴新式学校，以及鼓励民间结社以兴联合之力、兴办报刊以“启人智慧”等等，由此指出了一条借鉴日本、变法求强的自强救国之路。这部书刊行后，正值甲午战争重创之下，维新思潮兴起，因而风行天下。他的变法思想成为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来源，他的书也成为维新志士乃至光绪帝实行变法的模本。
黄遵宪不仅为清末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他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开创维新事业。他参加了康有为在上海创办的强学会，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宣传维新。在任湖南按察使期间，他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以其对西方制度的熟悉与体验，对新政多有谋划，主持成立官民共治的保卫局，宣传并推行民治与“地方自治”等，使湖南成为全国率先推行新政的维新典范。戊戌变法运动被镇压后，黄遵宪被罢黜回籍，再未被起用。他在生命的最后数年虽然郁居僻乡，但爱国之心和维新之志一直未曾稍懈。他尝言：“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在此期间，他不仅写下了大量寄情言志的诗句，还与避居日本、正在积极从事改良宣传活动的梁启超书信往还，与这位比自己年少一辈、正以其激扬文字而撼动天下的维新同志推心置腹、披肝沥胆，讨论维新事业，阐述改良思想，提出“合群”、“群治”、开民智、兴民权、行立宪等思想主张。他为梁启超的《新民说》拍案叫好，又直言规劝梁启超勿“出言轻而视事易”，告诫他谋社会进步应循序渐进，不可躐等、期于一蹴而就。这些文字寄托着他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倾注了他对改良事业的兹兹之念，凝聚着他对祖国富强的殷殷之望，可谓“哀泪滂沱，栖集笔端”，“热血喷涌，洋溢纸上”（以上引文均见《致梁启超书》，载吴振清等编校《黄遵宪集》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99518页）。他的一些思想对梁启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他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继续参与这一时期的改良运动。
黄遵宪的一生，还与中日友好及东亚的和平事业紧密相连。他在驻使日本的四年里，热切地了解日本的维新事业，对日本因变法维新而从落后的东方小国转弱为强由衷地高兴，视之为东方人崛起的先导。他主张向日本学习，效法日本的维新榜样，他的变法思想由此而萌生。他还广为结交日本朋友，与他们诗文往来、咨询讨论、欢聚笔谈。他的诗集中留下了不少与日本友人唱和的诗句，他们促膝笔谈的纸片，至今仍然被日本友人的后代所珍藏。他对于同文同种的日本及日本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离开日本后给日本友人的信中，曾屡屡说起他视日本如“故乡”、视日本人为“吾乡人”的浓浓深情。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还送子弟数人到日本去留学。他对日本的友好感情，建立在中日平等、和平相处的基础上，他希望中日两个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东方邻国，能够互相学习，共同富强，永保和平。他对当时日本随着国势强盛而滋长起来的扩张主义势力和盲目追随西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以及推行侵略大陆的政策产生警惕，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势将破坏东亚和平、给东亚人民带来灾难而忧虑。他在使日任内，协助何如璋处理与日本的琉球交涉，力图扼制其进而侵略台湾、朝鲜及大陆的野心。他主张中国要学习日本，变法求强，但其目的决不是像当时的日本那样为了恃强扩张，侵略他国，而是为了以强制强，强强并立，以中国之强来阻扼日本的侵略野心，以强势均衡来谋求两国的和平共处。这就是黄遵宪指出的东亚和平之路。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积弱不振使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甲午一役，日本侵吞了台湾，控制了朝鲜，使其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亚从此陷入殖民主义灾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其留下的创伤至今仍然是东亚和平的隐患。自黄遵宪生活的那个时代以来100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的贫弱，决不是东亚之福；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更是东亚和平的威胁。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东亚地域的内部联系更为紧密，我们彼此的命运休戚相关，我们只有沿着黄遵宪等先贤开拓的东亚和平之路，致力于建设共同富强、和平相处的东亚，才是我们东亚人的长久幸福之路。
黄遵宪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突破当时统治文坛的古奥之风与八股之气，主张“我手写吾口”，留下了一千多首直白晓畅、叙事抒情的新体诗，被誉为“近世诗界三杰”之冠（梁启超语）。他又是一位才、学、识兼具的史学家，他撰写的《日本国志》不仅是一部体例详备的史书，还成为影响时代、指导当时社会改革的维新模本。他更是一位走在时代前列的维新志士，为清末的变法维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是一位富有才干的外交官，先后出使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足迹遍及东、西、南三洋，促进中外交往，学习先进文明，维护祖国利益，保护华侨权益。而贯穿他一生的主线，便是那一腔炽烈的救亡图强的爱国情怀。然而，黄遵宪生活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一生被顽固落后的统治势力所压抑、所摧折，满腹才志不得施展，救亡抱负难以实现，最后被禁闭于乡，怀着对祖国的忧虑和终生遗憾抑郁而终，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的不幸。但是，他的爱国情怀和革新进取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所以他又像黑暗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星星，在中国走向沉沦之时，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起，指示出民族的一线生机，为祖国的前途带来希望。后来的中国人，可以说也是沿着他们的足迹，开拓着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今天仍然满怀崇敬的心情纪念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