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
徐向前
中文名称: 徐向前
又 名: 原名徐象谦 字子敬
生 卒 年: 1901～
国 别: 中国
生平简介
徐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原名徐象谦，字子敬。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受五四运动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
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毕业后留校任排长。在校期间，积极参加由共产党员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2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反击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任司令部参谋。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赴广州，在工人赤卫队中任第6联队队长，秘密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军事训练。广州起义中率队苦战3昼夜，后转往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4师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与彭湃等领导开展东江武装斗争。
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弱小的红军挫败国民党军队发动的3次“会剿”，歼灭大批地主武装，扩大了武装割据地区。同年11月，与31师党代表戴克敏共同总结鄂豫边斗争的经验，起草《军事问题决议案》，提出领导边区武装斗争的方针，运用集中作战与分散游击、号召群众参加红军作战、敌进我退和敌退我进、采取跑圈的形式等游击战争的原则，使鄂豫边红军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30年春，任红1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乘军阀在中原地区混战之机，率部转战于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南段，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以避强击弱、声东击西、灵活多变的战法，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4军军长，与政治委员曾中生率部南下，1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7个多团。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1931年5月，正当国民党军筹划第三次“围剿”时，先敌之机，以“飘忽”战术在外线寻歼敌人，采取围点打援、诱敌深入、击敌一路、各个歼灭的方针，组织指挥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进攻性战役，歼敌正规部队近40个团6万余人，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计划破产，鄂豫皖红军至此发展到4万余人，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在26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口达350万。在此期间，对张国焘军事指导的错误和“肃反”的错误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在向西转移中，因敌众我寡，四面受敌，在鄂陕边界漫川关陷入困境。他坚决反对张国焘提出的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的错误主张，果断指挥部队集中突围，转危为安。随后，他指挥部队翻秦岭，涉汉水，越过大巴山，历尽艰苦，行程1500余公里，连续击破国民党军10余万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入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地区，开辟了川陕苏区。1933年2月起，采取以逐步收紧阵地为特点的运动战战法，取得反“三路围攻”的胜利，随后又指挥仪南、营渠、宣达等战役，并与王维舟率领的川东游击军会合，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发展到8万余人，川陕根据地人口达400余万。1933年11月～1934年8月，指挥所部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六路围攻”，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作战方针，取得歼敌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34年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在参与领导开创鄂豫皖和川陕苏区的斗争中，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坚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红军的政治建设，主张大力加强对士兵的阶级意识和土地革命教育；倡导红军内部发扬民主精神，发挥士兵委员会的作用；主张从严治军，把爱护士兵与严格管教统一起来，把民主与纪律结合起来。和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共同制定了不拿穷人一针一线、对穷人态度要和蔼、积极宣传红军主张、获得物资要先顾伤员等10项军纪。并根据各部队的特点，因势利导，培养出一批各具进攻、防御、夜袭、追击等战术特长的“拳头”师团；注重部队的作风建设，并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培养锻炼了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
1935年春，指挥广昭、陕南、嘉陵江等战役后，率部长征。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工作会议，积极拥护中共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会议期间，被增补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并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金质红星奖章。会后率右路军北上，指挥包座战斗，全歼国民党军第49师，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通道。同年9月，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昌浩等联名电促张国焘率左路军北进。在中共中央和第1、第3军北上后，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支持朱德、刘伯承等反对张国焘分裂活动的斗争，推动部队第二次北上。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10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中央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率部继续西进，计划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待机打开到新疆的通路。西路军浴血奋战4个多月，歼敌约2万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但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而失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与陈昌浩离开部队，去党中央汇报。在途中历经艰险，于1937年6月到达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后同周恩来赴太原与阎锡山谈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参与指挥广阳、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提出要在平原地区依靠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具体的战术要求和实施计划，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扩大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正确的政策，收编和改造各色旧式武装，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挑动的武装磨擦，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1月起，参与组织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同年6月奉调山东，任八路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扫荡”；与此同时，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积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普遍组织各种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并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底返回延安。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后改为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主力进军大别山后，他负责主持军区的工作，并指挥留下来的少量部队和地方武装，于同年年底进行了运城战役。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针对多数部队刚由各分区地方武装升级编成、新战士多、装备差、缺少攻坚经验等情况，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狠抓战前战中的训练和教育，使部队战斗力迅速提高，攻克了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巧妙的战法调动敌人，连续作战，分批歼敌，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曾与刘伯承共同负责战略研究工作，并主管空军、防空军及民兵工作。在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坚持毛泽东建军思想，坚持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重视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建设，注重军队中的人才培养、军事科学研究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69年夏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在陈毅主持下，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为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战略性的意见和建议。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1987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要加强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的大局并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以及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是中共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1日于北京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