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清朝
由辉煌到颓废，由丰功伟绩到丧权辱国，毫无矫饰，这就是让我们梦萦魂牵的清朝。
带着正义，带着善良，带着民族大义，带着一切看似合理的情愫，凝视清朝，然而我们对于清朝本身的认识却渐渐扭曲。
一切合理的因素后面也许隐藏着一个更大的不合理，伴随着重新的理性价值启蒙，我们开始反思：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清朝。
清朝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落后的王朝使中华民族的辉煌史拐了一个弯儿，还是中华民族本身的颓废不可逆转。
不管怎样，中华民族容纳了一个清朝。
开明的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万千，即使在容纳一个清朝之后也不显得半点拘谨。
文化的开明，体现的是实力，在交通工具并不是太发达的古代，环顾宇内，没有哪个地域之上创造了如此辉煌的文明。
文化的开明，表现的是大度，不管你是李唐、赵宋、朱明，甚至不是汉族正宗，只要你有实力，你就完全可以攫取炙手可热的皇权，而不必承受任何实质的非议，倘若你是庸才，你是懦夫，纵使你是正名，你的最终结局也不免被实力更强的对手取而代之。
封建文化，在承认姓氏正统论的同时，也默许了以得配天，物竞天择，这种默许，使中国在王朝更替问题上显得不是过分的呆滞。
正是这种良性的文明血缘，使其在孕育了地域甚广的元朝之后，又培植了一个实力甚强的清朝，不仅如此，它还使清朝的存在有起先的不合理变为了以后的堂堂正正。
元朝的盛誉，在于它地域的广袤；清朝的美谈，在于它创造了远胜宋唐的文明。
地域之广体现的是气势，文明之盛构塑的是情韵。
气势之大靠的是铁与火的开疆拓土，里面不免带有些许的血腥。情韵之深凭借的是久远的历史，以及有此而附带的层层堆叠的文明。
这种文明，留给清朝以稳重，使清朝看起来格外的强健。过于稳重的文明，又自然的背向了固执，静态上异化为重负，把一个王朝压得气喘嘘嘘；在动态上又成为了惯性，任一个王朝百般努力，也难以使文化的惯性嘎然而止。
偌大的一个清朝，一开始就无法承载文化的重负，而到后来，就更没有办法遏止文化的颓废了。
文化的总结与整理留给了清朝，文化的重构与再生也留给了清朝，这两个任务，任何一个都是难事。
于是，历史呼唤着巨人，而上台的却是侏儒，侏儒背负着一个更为落后的满文化，怎么挣扎也难以同两个强者相斡旋。
不能掌控文化，就必然屈从于文化，当屈从的这种文化趋于灭寂时，一个王朝也就成了文化的殉葬品。
一
顺治元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进程来说，是值得关注的一年，
这一年，睿亲王多尔衮亲自率领八旗劲旅，长驱直入，直捣中原。
请允许我暂时的撩开硝烟弥漫的战场，而这一撩开，使我不禁发现了潜存在中国历史之中的一个悖论。
越是英武的东西，在更为强大的威势之下往往不堪一击，而看似孱弱的东西，在强势的威逼下却能维持特有的韧性，能与强大的敌人相周旋。
多尔衮入关，除了在山海关有一次大的抵抗外，然后基本上是一路顺风的，英郡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一个向西，一个向南，没有废多大功夫，堪称英雄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都灰飞烟灭的殒命了。
于是，多尔衮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其更能相信军事的作用，除了军事以外，其它的一切对政治来说都成了多余的了。
多尔衮果敢的下令：剃发，易服。
结果，历史跟清朝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努尔哈赤，一个多尔衮，一个父亲，一个儿子，而且两个都是血气方刚的血性汉子，两个人都在文化的面前栽了跟头。
首先是在扬州，在这么多的武功悍将都屈服的情况下，惟独一个文绉绉的史可法却坚决地抵抗了八旗的进攻，抵抗的时间不算长，但这的确是清朝入关以来第一次重大的受挫。
接着是在江阴，两个相当文弱的文人，一个陈明遇，一个阎应元，他们起师的口号相当简单：“头可断，发不可剃。”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看似平常的标语，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号召力，即使面对十万清朝精兵也没有丝毫的颤栗。1234※本文作者：寒如冰(邓荣栋)※
文到此处，不免让人想到一个令人困惑的命题，一个在北方，封建文化的中心区，一个在南方，封建文化的扩展区，为何南方的抵抗明显的高于北方？
清朝刚一入关，就自居为明朝的遗臣，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农民军，最关键的是，他们还为崇祯皇帝发了丧。
在通信工具并不太发达的古代，由于地域的阻隔，信息的传递就更加的杳然。更何况，南方与北方之间还横亘着一个影响信息传递的南明王朝。
在北方，封建文化则以更为的巧妙方式绕到了清朝的背后，使其更加容易同满清统治者相周旋。
一个是马背上的王朝，他们在马背上争夺，一个是更为文明的王朝，他们在思想上进行斗争，想不到，思想者最后却默然取胜。
文化与军事的对抗，最终在顺治掘墓上定了格。
顺治十四年，信奉满文化的多尔衮刚刚死去，顺治皇帝就掘了他的墓。
顺治的登极，是皇子继承和贵族公推的一种折中，顺治皇帝本身就包容着两种文化，夹杂着两种血缘。
入关后的小顺治，显然已经被汉化，这种汉化突出的表现在了他对皇权的维护上，不管是婚姻，还是政治，他都努力的维护封建皇权的至上，旨在构筑董仲舒式的封建伦理纲常。
满洲文化维系关系的方式是血缘，汉族文化维系关系的方式是礼数。在这一点上，顺治皇帝的汉族文化情结没有丝毫的含糊。
顺治对于多尔衮，第一次向满族文化开了战，顺治也第一次向自己开了战，尽管顺治在对待多尔衮的问题上有所顾虑，不然他用不着等到多尔衮的死，然而，他却明显的昭示：落后的满文化正在一点点的被汉文化所征服，这一点，同样是不用怀疑的。
然而，二十四岁的顺治早早的离去，满汉文化的关系需要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进行解决。
二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为有名的君主康熙。
康熙的风采，总给人一种潇洒的感觉，而康熙本人，却不见得这么轻松。
康熙的劳累，一半是自找的，一半是时势逼仄的。
康熙一上台，马上瞄准了政治上的两个庞然大物：一个三藩，一个鳌拜，一个汉文化的标志，一个满文化的象征。
年青的康熙，政家的眼界羼杂年少的轻狂，对两个与自己父亲都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强势动了手，而这一动手，又自然的把文化的处理方式同顺治和多尔衮完全叉开。
康熙四十二年，在河北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和紫禁城，一个在关外，一个在关内，尽管两者存在一个长城在地理上进行阻隔，然而由于康熙多次亲自带着众多的人马木兰秋弥而格外亲密。
康熙选择了两种文化的共存共荣，互不排斥，由于文化上的两部并齐，就自然的形成了北京与承德两个政治中心。
康熙在做形式变更的同时，又在内容与实质上下了功夫。
一方面，康熙躬自亲行，自己就是一个汉文化并不差的大儒。而且，他还经常与一批学术水平很高的汉儒们进行论战，不仅如此，他还特别钟情于朱熹，亲自组织编撰了《朱子大全》、《性理精义》；他还修编了内容空前庞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编撰了至今对研究古文还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康熙字典》。
另一方面，康熙又承袭了满文化的血统，骑马射箭，无一不能。每一年，他都会带领大批的侍卫随从去承德，举行声势浩大的木兰秋弥，康熙的体建力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皇帝所少有的。正是因为康熙本人的精神矍铄，才使年近垂暮的封建王朝格外年青。
三
均衡是暂时的均衡，斗争是绝对的斗争。
满汉两种文化，在康熙这位历史巨人的手中暂时的撮合统一，而到了雍正，在这种统一的边缘又出现了斑斑裂痕。
这个裂痕的起点，自然地与雍正的继位联系起来了。
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雍正继位的十大罪状，完全是对正统汉文化的一种亵渎。
于是，在雍正皇帝继位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曾静、张熙的大案。
案件的经过比较复杂，反正归于一点，就是汉族儒生利用正统文化对清朝的一种攻讦。1234※本文作者：寒如冰(邓荣栋)※
雍正皇帝处理这件事倒也蹊跷，不但没有处罚曾静、张熙，反是亲自撰写了《大义觉迷录》，让曾静、张熙到全国去播讲。
在这件事上，汉族知识分子显得十分尴尬，当他们起事的时候，没有实力，他们左寻又觅，找到了陕西总兵岳钟琪，原因很简单，因为此人是岳飞之后。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岳钟琪居然告发了他们。
他们弄不明白：一面是满族的皇帝，显得十分大度；一面是汉族名臣之后，显得却十分吝啬。
雍正亲自澄清，不但没有反浊为清，反而使人们更加觉得此地无银三百两。
但是，曾静、张熙终究还是活了下去，雍正对于仕途以外的文人的牢骚，不屑一顾。
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雍正的儿子乾隆。
乾隆对于文化，格外苛责，不管是在仕途还是在山野，文化都必须依附于政治。
乾隆收回了《大义觉迷录》，把曾静、张熙杀了头。
文化的自由，自由的文化一齐随着文字狱的恐惧而渐渐潜隐。
乾隆皇帝，一面对自己的“十全武功”沾沾自喜，一面又对自己的“文采诗词”暗自高兴，康熙与乾隆，好似完成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轮回，而轮回的终点，又自然的回到了满汉两种文化的均衡上。
嘉庆皇帝，虽然文采上还过得去，若论武功，比及康熙乾隆，又似乎显得十分尴尬。
在嘉庆身上，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汉族文化的血脉，满族文化就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
马克思说的对：野蛮的征服者的文化总是被文明所征服。不仅如此，整个满洲文化在嘉庆手中来了一个整体上的蜕变。
缺少内容的充盈，承德比之于北京，显得就十分的虚弱。
终于，在嘉庆二十五年，嘉庆皇帝在承德不明不白的死去，山庄以后也很少被皇家人员所光顾，除了咸丰十二年的一次逃难，山庄在文化上的地位也就慢慢消融了。
四
正在处理满汉两种文化的同时，大洋彼岸的另一种文化又悄然而至。
比较起来，西洋文化的资格也许比满文化的资格更要老一些，只不过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它才偷偷的隐蔽了起来。
首先接受这种文化的清朝皇帝是康熙，康熙在闲暇的时候很注意西学的学习，比如他曾经学习了西方的数学，西方的天文学，他的身边，也有汤若望，南怀仁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
西学与中学，毫不排斥，毫无间隙地在康熙身上统一起来了。
康熙接受西学，然而不是变革旧制的决策，而是体现的一种天朝上国的大度。
因此，西学与中学的争论，被紧紧的箍在了学术的范围之内。
不管怎样，康熙对于西学，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并不排斥的态度。
事情到了乾隆与嘉庆那里突然变了，中学对于西学，完全的采取了另一种态度。
乾隆五十八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领大队人马，以祝寿为名，拜见了乾隆，然而无果而终。
嘉庆二十一年，英国复派使臣阿美士德来北京进行在度的交涉，结果根本没有进行谈判。
为何会有这样一种结局，深层的原因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英使没有完成觐见天子的礼数。
没有了满族文化的放达，没有了满族文化的坦荡，汉族文化，用一种斤斤计较的方式拒绝了西学。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清朝的认识至少有了一点校正，我们对汉族文化本身的弱点就有了重新审视的必要。
五
越是固守落后的文明，越是使文明落后，一百多年的天朝上国，于道光二十年从梦中惊醒。
道光崇尚节俭，文化上一味强调的是经世致用，不愿意浪费一丝的人力资源。
英国的船尖炮利，使道光不得不认识到，西学更能经世致用。
一时间，人们开始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师夷长技”，反思的目的是“以夷制夷”。
把结果与目的一比较，自然使人困惑，一味的学习别人，怎么可能战胜别人，更何况，学习的方法仅仅是“中体西用”。
结果越是学习，就越是落后。越是落后，就越是拼命的学习。1234※本文作者：寒如冰(邓荣栋)※
事情发展到同治元年突然在一个女人面前拐了一个弯儿，年方二十七岁的慈禧掌控了中国的政权，这一掌控就是整整五十余年。
二十七岁的她，一上台就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中西两种文化，此时迫切的需要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解决。
从器物到政策，由政策到体制，西学的影响骤然扩充。
首先是办洋务，洋务办了三十年，怎么样，北洋海战证明了，中国败了，洋务梦彻底破灭。
接着是搞变法，从戊戌到新政，怎么样，中国政体依旧，中国又败了，败得极惨。
最后，年近垂暮的慈禧太后，别如它途的提出一个惊人的口号：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我知道，只要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嗤之以鼻，我也毫不例外。
但批评之余我们有不得不做深入的反思，几十年的保持气节，几十年的中体西用，国家怎么样，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传统文化衰颓的趋势不可遏止，还不如让他在西洋文明的吞噬下而自然灭寂。
当然，这种方式是偏激的，做法也是失当的，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拿我们的固有的爱国之心去过于苛责一个老妇，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过于残忍。
六
清朝的最终结束，甚至可以说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最终结束，又自然的放在了一大批文化人的身上。
一个王朝的开始，往往以政治或军事作为前奏，而一个王朝的最终结束，则往往是几个槁瘦的文化人对这个朝代的文化所做的整体性反思。
把辛亥革命作为封建王朝的结束点，好像为时过早，毕竟它的后面还有一个袁世凯；而反之，把王国维的死作为封建王朝的结束点，也的确有点儿以偏概全。
思索的结果，我把封建王朝的结束点放在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文化运动者的身上。
在这里，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孔孟思想被彻底打倒，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被响亮的提出。
新文化运动虽然有点偏激，但在当时，这种偏激是必要的。
对一个深植于国人心中的图腾进行解构，需要多么大的勇气，然而为了彻底的扼止文化的衰颓，来一次整体性的彻底文化蜕变又是多么的必要。
魂归清朝，我们明白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历史命题：
政治与文化的相互觊觎，总是以文化与政治的互相提携而开始，又是以文化本身的自我反思而结束。
1234※本文作者：寒如冰(邓荣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