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不是用来孤独的
坐了从机场开往株洲的最后一班大巴车，到达株洲的时候，已经晚上十点了，我打了个车直奔家里。
到家时，疑心老妈睡了，我直接掏了钥匙开门——2005年，去广州工作之前，老妈特地嘱咐我要带上家里的钥匙，她说，人在外面漂着，有把家里的钥匙，心里就踏实。
钥匙塞进锁孔，轻轻旋转，我推开了门。可是，我的一只手却停滞在了脱鞋的动作上。
房间里没开灯，电视早已没了节目，只余下没有声息的雪花点在屏幕上闪动，灰白夹杂，正映着对面沙发中沉沉睡去的老妈——她蜷缩在沙发上，脚上的拖鞋掉落了一只，还有一只半挂在脚上。
我重重地吸了一下发酸的鼻子，她惊了一下，醒转过来。看到我意外出现，她半错愕半高兴地对我说，怎么招呼都不打就回来了，接着慌里慌张地趿拉上拖鞋，一边走过来接我手里的东西，一边擦嘴角的口水痕迹：“人老了，糊涂了，看个电视都能睡得流口水。”
有些疑问到了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就在我上飞机之前给她打电话时，她还在电话那头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她今天刚去泡过温泉，晚上准备舒舒服服睡一觉。很明显她没去泡温泉，是没去，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计划？
我心里的疑问还有很多。
从小到大，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母亲总是活得乐观又充实。哪怕父亲患肝癌去世，我也没见过她愁苦满面的样子。
给爸爸料理完丧事，我不顾妈妈的劝阻，把她接到广州住过一阵子。那时候，我跟肖勇恋爱一年多，我们租住在天河区一间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临走前，我要把爸爸的遗像带着，我知道他们俩过了一辈子，爸爸突然走了，她肯定不习惯，带着爸爸的遗像，至少可以让她在想他的时候还能看一下。
我和肖勇工作都很忙，我做媒体，经常要跑到很晚才回家；肖勇做it，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怕老妈无聊，特地去装了有线电视，还硬塞给她五百块钱，让她去跟小区里那些老太太一起搓搓麻将。
有天下午，我采访时崴了脚，跟主任请了假回家。还没走到小区的小花园，就听到一帮老太太把麻将搓得哗啦响，间杂着笑语欢声，我想，老妈这下找到组织了！可是当我走近，转头望向那个小花园时，老妈正一个人坐在角落的排椅上，望着几株扶桑花发呆，离她三四十米处，那帮打麻将的老人正在用粤语叽里呱啦地说说笑笑。
我走上前，拍拍妈妈的肩，这时我才发现，她怀里正抱着爸爸的遗像。我想说点什么缓和一下气氛，但是，话却卡在了喉咙里。
起初，肖勇对放在客厅里的遗像没有什么表示，但是一个半月后的一天，他似乎是鼓足了勇气，又欲盖弥彰地指着放爸爸遗像的博古架位置说：“小娟，你说要不要在这里放一盆绿萝啊？”我狠狠地剜了他一眼，同样欲盖弥彰地放大了声音说：“不行！”声音放大是为了让妈妈听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最终促使老妈离开了广州。总之，一周之后，老妈回了株洲，临走前，她还给了我两千块钱，我给她的那五百块钱就在里面，原封未动。
老妈再也没有跟我们住到过一起。不过，自从从广州回去，她倒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电话打过去，不是和朋友在附近爬山，就是正在朋友家聚餐，又说要跟随区里的老年模特队去大连表演，她说她这才叫一个如鱼得水，在广州跟着我人生地不熟，但是在老家不同，这里有她交往了大半辈子的亲友。每次听到她在电话那端快活的样子，我的心一下子就晴空万里。她说，她现在想开了，该吃吃，该喝喝，把以前亏欠的日子给补上，我举双手表示赞同。我只怕她孤单，只怕她觉得此生有憾，生活挤得满满当当的才好。
别人都担心老人家空巢在家无所事事，闲出一身病来，只有我，总得打电话回去约束她：“玩归玩，身体最要紧啊！”12
第二天一早睁开眼，我最爱的牛肉粉已经买回来放在桌上。
“吃吧！”她给我打包，“时间太紧，没什么可给你带的。”她装了一兜干汤粉，又装了一袋子豆丝，都是我爱吃的土特产，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的。
出门的时候，她说：“不送你去车站了，今天我忙着呢，约了老朋友们去跳舞。”
拖着行李箱走到楼下，我回头看了看楼上的窗户，老妈正站在窗户边注视着我。
九点多的时候，老妈从小区里走了出来。隔着几十米的距离和人群，我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是的，我没走，我改变了我的行程安排，我只想弄明白她的一天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十点，她去了菜场，花了大半个小时在菜场里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小把青菜。出了菜场，她就径直去了江堤公园。早上的江边，风猎猎的，老妈就坐在江边的木头凳子上，看着老年舞蹈队的人跳舞，吃随身带着的苹果。偶尔逗逗路过的小狗小猫，或者和推着婴儿车的老大妈搭上三言两语。
两个多小时里，她一直这样打发着时间。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傻：家里的几门亲戚早举家随儿女迁去了临海和发达城市，她工作几十年的厂子倒闭后，几个要好的同事来往得越来越稀。我怎么就轻易相信她描述的那些满满当当的生活呢？
一点多，人渐渐多了起来。
这时老妈终于起身活动，她径直走到公园角落里的一个女人面前，看得出来，她们很熟络。老妈顺势坐在她面前的小板凳上，就絮絮叨叨地说开了。隔得远远的，我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但是她想要说的话，显然汹涌成潮。
我瞅了瞅周围，除了老妈，角落里还零星地坐着几个年龄不等、面相和善的女人。她们的面前，也坐着一些人，多半是些老人，他们坐在女人面前，焦急地诉说着。
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女人，她的脚边，立着一个小纸板，上面写着：陪聊天，一小时十五元。
我愣住了。老妈该是有多少话，想说没人可说，又没人可听的？
没有舞蹈队，没有模特队，没有充实得快飞起来的生活，甚至连个坐在对面说说话的人，都不多，原来什么都没有。原来每次讲着讲着电话，她急匆匆地挂断我的电话，也从来不是因为要去玩，而只是不想让我挂心。
我疾步走到老妈面前，刚喊了一句“妈……”就泣不成声了。她有些手足无措，我拽住她的手就走。后面的那个女人说：“哎，还没给钱啊！”我塞给对方一张二十的票子，拽着老妈朝家里走。我一边走一边哭。
我陪她去菜市场买了菜，挽起袖子下厨房，做了她最爱吃的梅干菜扣肉，又温了一壶老酒。我们面对面喝着。
那天晚上，她睡后，我偷偷打电话订了机票。这一次，我没有征求她的意见，也没有跟肖勇说，但是我笃定了心思，我不能再让她一个人待着，因为来日并不方长，我不想失去她之后再去后悔我没有好好孝顺她。飞机舷窗外的天，蓝得很，老妈靠在椅背上，轻轻睡着了。
我期待着即将在广州开始的新日子，我要和她在一起，一起经历，一起生活，把那些流失的时间，一起，一点点地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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