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
理学
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学者以“理”或“道”为哲学基本范畴，探讨“性命义理”，故称“理学”，又称“道学”。理学起于北宋，盛于南宋，宋理宗赵昀时，曾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后经金、元、至明末清初逐渐衰落。
唐中叶以后，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思想领域中儒、佛、道三家长期又斗争又融合的结果，为新儒学的产生准备了经济、政治和思想的条件。唐代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对汉、魏以来的经学作了总结，旧儒学走上了末路。从宋代开始，学者突破旧注疏的束缚，凭己意自由说经，形成了怀疑古代儒家经典的风气。此后，不少学者依据儒经，进而探讨有关宇宙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各自建立起理论体系，形成了宋代新儒学的流派。理学即是其中的一个学派。
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道州(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也称濂溪先生。他吸取道家学说，糅合《周易》，初步建立了一套综合探讨宇宙本原、万物生成、人性、封建伦常等问题的理论体系，他的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后来成为理学家的经典文献。与周敦颐约略同时的理学家邵雍(1011～1077)，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他继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以阐发《周易》经义，又与道教结合，构成数的图式，形成了新的象数学。邵雍提出的天地运化，道在物先等自然观和宇宙论，为其他理学家所推崇。张载(1020～1077)，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字子原，世称横渠先生。著有《正蒙》、《经学理窟》等，融合自己对于《周易》、《中庸》、《周礼》等经义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气”、人性、义理和封建伦常等理论。程颢、程颐兄弟，开始以“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略为系统的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南宋朱熹主要继承和发展二程的学说，又吸取北宋其他理学家的某些学说，完成了集大成的历史使命。故宋代理学又被人们或称为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创立了“心学”学派，一度在学术上与朱学并立。宋宁宗时掀起过反“道学”的斗争，以韩侂胄为首的反道学势力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派，只是从政治上对理学家进行打击。宋理宗以后约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程朱学说被定为官方哲学，获得迅速传播。其他学派或与程朱学说“会同”，或改变初衷，影响逐渐削弱。
宋代理学大致有以下特点：①学者探讨义理心性，蔚为风气，各派理学家的学说虽然有所差别，但使用的范畴大致相同。他们用“理”概括精神，用“气”概括物质，对理和气这一组高度概括的哲学范畴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从而迈入研究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乃至人类本质的新阶段，使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超越了前人一大步。②理学家在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方面，提出了“无独必有对”或“一分为二”的新命题，指出“对”(矛盾)的普遍性，甚至指出有些“对”的双方可以互相转化，把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提到了新的高度。周敦颐开始模糊地提出事物成对的观点，张载进一步指出事物“有对”和“变”、“化”的普遍性，二程承认万物或万物之理都是“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朱熹更进一步指出“一中又自有对”，并用“一分为二”的命题表示事物的对立统一现象。③理学家在论述理气观、人性论、格物致知学说时，往往在基本范畴中贯注社会伦理原则，使这些哲学的论述以宣扬封建纲常伦理为归宿，即以封建纲常伦理来解释自然，既使自然道德化，又使道德自然化。他们几乎都把意识的“理”和封建秩序的“礼”相互等同，把“理”升格为“天理”，又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流行”的必然结果，借以论证纲常的永恒性。④理学家大都以反对佛、道为己任，同时又吸收佛、道的许多思想内容，其中主要是佛教禅宗和华严宗的某些说教。但是，在南宋中期以前，各派学说尚处于探索、创新的阶段，相当多人的哲学思想前后曾有较大变化，并且在与佛教的思想斗争中不知不觉地败下阵来，而在晚年皈依佛教。程颐的高徒游酢、杨时、谢良佐、吕大临以及尹焞等，后来都成了佛教的信徒。直到南宋中期，朱熹建成精致而庞杂的理学体系，从各方面辟佛，才算从理论上暂时抵制住佛、道这两个“异端”。⑤理学家内部尚未形成壁垒森严、旗鼓相当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两大阵营。张载从未对二程学说进行争辩，也没有形成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二程和朱熹、陆九渊等则比较自觉地建立了各自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二程一再明确反驳张载等人学说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至于朱熹则几乎对所有其他学派的不同观点进行了辩驳。
金初处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阶段，只是逐步接受汉族封建文化，尚未有人提倡建立学派。世宗、章宗奖励儒学，邵雍和二程之学得以继续传播。金末王若虚著《道学渊源序》，推崇理学，以为宋儒“使千古之绝学，一朝复续”，但又指出理学“消息过深”、“揄扬过侈”。赵秉文也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学自任，一时号为“斯文盟主”。王、赵在社会上广有影响。蒙古灭宋前，儒生赵复和姚枢、许衡、窦默在北方传播程朱之学。赵复和姚枢在燕京首建周子(敦颐)祠和太极书院，广收门徒，讲授理学。元朝建立后，理学家适应新的形势，由“用夏变夷”的传统观念演绎出“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主”的政治原则。吴澄祖述周、邵、程、朱，但不再讲“尊王攘夷”，只讲伦纪纲常，以维护元朝的统治秩序；又力主“和会”、“和同”、“兼综”朱陆，对理学作通俗的讲解。许谦在元代讲学四十年，在社会上颇有影响，他着重伦常和修身之学，也赞成朱、陆合流。元成宗铁穆耳提倡理学，以朱熹等人疏纂的五经为科场考试标准，“定为国是”，使理学成为官学，其影响超过了宋代。
明承元制，崇奉朱学为正宗。明初理学家注重博学广识、考订典制，理论上建树不多。至薛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各自阐释朱学的理气观或心性学说。明代中期，王守仁远绍陆学，又兼融朱学的一些内容，脱颖而成“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即阳明心学)。王守仁以“灵明”、“感应”说，使朱、陆关于心、物的分歧得到统一；以“致良知”说，使朱、陆关于知、行的分歧得到合一。一时王学“门徒满天下”，几乎成为统治哲学。与此同时，罗钦顺和王廷相对王学及程朱理学的某些方面提出了批评，又接受了程朱理学的一些观点。明末清初到清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潮。王夫之和颜元、戴震等对理学展开了总批判，建立起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宣告了理学的终结。考据学派的兴起，进一步加速了它的衰败。李光地等编纂《性理精义》等书，未能挽救理学的厄运，反而成为理学走上绝路的标志。
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理学一度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过好的作用。它在思辩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对于周邻各族的封建化，对于日本、朝鲜的历史发展，理学也曾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理学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愈益起着消极乃至反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