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思杰
享誉法国文坛的旅法华人作家戴思杰
前不久，旅法华人作家戴思杰的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中文版在国内发行。这部用法文写作、已经被翻译成34种语言的小说，在周游了世界、获得了广泛称赞之后，带着各种荣誉，终于回到了作者的祖国、故事的发生地。而由周迅、刘烨、陈坤演绎，戴思杰自编自导的同名影片，在欧洲等地的市场和评论界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作家，戴思杰的名字此前在中国国内鲜为人知，但他在法国影视界早已有了自己的位置。而自从小说《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由法国久负盛名的伽里马出版社出版、特别是同名电影上映之后，戴思杰在法国文化界可谓是声名鹊起。一个夏末秋初的午后，在文化气息浓厚的巴黎蒙巴纳斯地区的一家咖啡馆，戴思杰先生接受了光明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不需要自问“我是谁”
我们的话题首先是从小说的中文版说起的。记者问他，既然作者自己也认为法文版小说中诙谐、幽默、轻松的笔调，对故事的成功叙述十分重要，为什么您自己不把它翻成中文而要请别人代劳？如果能够用您熟悉的四川方言来写这个故事，不是更有吸引力吗？戴先生说，这首先是出版社方面的对出版时间的要求所致。文学史上的例子表明，原作者翻译自己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一般需时太长。对原作者而言，自己翻译实际上更是“再创作”。
这里需要介绍的是，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这位成都人，年轻时的创作，曾经得到过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修改和指点，有着很深的中文功底。1984年来法国学习，后来进入法国影视圈，成为凤毛麟角的华人导演之一。在《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之前，他曾拍摄过3部法国影片。来法已近20年，他拿的还是中国护照。“因为我不需要自问‘我是谁？’我就是在法国工作的一个中国人！”
“今天能用法文写小说，也得益于导演工作。剧本写得多了，感觉就出来了，但还是中国人写的法文。”戴先生说，在伽里马出版社之前，曾有6家出版社拒绝了他的出版要求。“即使后来在伽里马出版社里，编辑们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作为顶尖的法文读物出版社，不应该出版这种带有外国人特点的法文小说，即使‘它体现了对文学的赞美’；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正是这种外国人的法文，表现了与小说背景相同的异国情调，特别生动可爱，所以应该出版。”
讲的不是爱情，而是两种文化的冲突
《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70年代，从城里来的两个知识青年，在一个小山沟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终日从事着“改造地球”的劳动。他们的主要精神食粮，来自一堆偷来的“禁书”。村中的一位乡下女孩，和他们之中的一个相恋了，在他们的影响下，特别是从他们为她朗读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情节中和人物身上，她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最终走出了山村。“西方文化，对处于文革禁锢中的中国青年，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可以改变一个山村女孩的命运。巴尔扎克小说所代表的西方文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宣扬的个人主义、个人奋斗，描绘的人类美好情感，那时候就是这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中国青年。”戴思杰说，选择巴尔扎克这个“符号”是有根据的。当时的“禁书”中，也有很多所谓“四旧”的古典文学，但由于古文程度有限，趣味大都集中在外国文学上，特别是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还有，“小裁缝”这个人物的原型，就喜欢巴尔扎克。“现在回头看来，可能是巴尔扎克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的尊崇、对‘男人讨好女人’文化环境的描述，对一个中国的山村女孩有特别的魅力。”
“其实，当时我写第一稿时，写了一个情节：我们偷偷读一本大学生上佛罗伊德精神分析课的笔记，然后用他的心理障碍学说、‘俄底浦斯情结’理论分析周围的人，很好玩。但我认为‘弗罗伊德’这个象征，较之巴尔扎克更夸张了。所以最终在小说中没用这个情节。”
“小说的故事，更多地要讲的不是爱情故事，而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戴先生认为，西方文化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从“五四”开始，这种影响一直在持续着。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复兴的步伐，中国文化也在发生着变化。而中西文化的融合、对比、相互影响，对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中国艺术家而言，既是意味深长的，也是鲜明的。这并非在“抑中扬西”。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让西方人叹服的东西，比如小说中通过“磨房老头”体现出来的“自得其乐”的精神境界，西方读者就非常喜欢。
“但是，我也有意对‘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做了一点局限，也可以说是有一点贬低。这就是在西方读者和评论界广受批评的结尾。”小说中，山村女孩最后因为认可了巴尔扎克所说的“一个女人的美丽，是无价之宝”，而离开了山村。西方人普遍认为，这是她对西方文化的误读。
我想让观众笑，而不想给他们上课
“《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是我第一次回国拍片，虽然真正拍片时间只有70天，但借此我有机会回到中国度过了两年。”谈到在中国和在法国作电影导演的区别，戴先生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我觉得在中国做电影可能更有意思。首先，讲故事的大背景是自己熟悉的。在法国作电影，有些细节、象征，作为二十几岁才来法国的外国人，总是吃不准，需要别人帮忙。其次，在国内，导演什么都要管，这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创作也可以有帮助。而在法国当导演，只是一个技术工作，只管当导演，其他不用管。这对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导演而言，不一定是好事。
谈到下一步片子，戴导演说，现在正在准备拍一部在巴黎中国城内发生的喜剧片。“一位法国人，痴迷中国道教，来到巴黎13区中国城内寻找同好，围绕他发生了这个轻松的故事，这将是一部现实主义喜剧片。”法国的喜剧片具有与众不同的传统，在国际电影界享有很高声誉。戴导演介绍说，他拍摄的第二部影片《吞月亮的人》以法国为背景，是一部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喜剧。“实际上还是讲的两种文化的冲突，对对方文化的误解、好奇。”戴思杰认为，西方的电影导演一般都对海外中国人中的非法移民、黑社会等现象感兴趣，“但那不是主流，他们只是在猎奇。”
戴导演说，我选择拍摄题材时，不是想着参加影展或票房，而只是想着自己是否喜欢。“做喜剧也是一种心情、一种慷慨！我更多地想的是如何让观众满意、笑，而不是想给他们上课。”他提到法国近年几部优秀的喜剧影片如《傻瓜的晚餐》、《生活是一条平静的河》、《三个男人和一个摇篮》，认为用喜剧的形式讲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对导演来说其实并不容易。“要非常了解、理解你所描写的人物和社会，以一个特殊的、也许是可笑的角度去观察，才能讲出轻松的故事来，同时又不全是挖苦；对不太了解的事情，往往才讲得沉重、压抑。艺术家只想着‘社会责任感’是不可能出好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他认为，这方面，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最有水平。
在拍电影的同时，另一部小说《狄先生的情结》也在创作之中，当然，还是法文写的。讲的是一个在国外学心理学的“海归”在国内的种种不适应，也是喜剧色彩，篇幅比《巴尔扎克和中国小裁缝》多一倍。
谈到在法国开始的“中国文化年”活动，戴思杰先生说，“这是一件大好事！”他认为，文化交流应该充分发挥民间文化组织、企业的积极性和作用，政府加以支持，这样才能持久，而不仅是事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