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和他的《悲惨世界》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是法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大量文艺作品深刻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他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年问世，全书共5部，125万字。小说以巨大的艺术力量和广阔的生活画面，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成为法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巨作。
维克多.雨果少年时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受她很深的影响。他母亲是一个坚定地拥护皇帝，反对拿破仑的保皇主义者，她放任孩子的个性发展，鼓励他们自由阅读，又允许儿子辍学全力投入心爱的文学事业。雨果文学才能很早得以发挥，可说是得益于他的母亲。而他早期保守的琡观点，也与他母亲的影响直接相关。
雨果少年时就显露出文学才华，年仅十五岁就获法兰西学士院征文奖，十八岁时获图卢兹学士院“文艺竞赛硕士”荣誉称号。夏多布里昂称他为“卓绝的神童”。雨果创作的最初阶段，写了大量的颂诗、讽刺作品、论文与评论，拥护王室、歌颂保皇主义与天主教，贬斥拿破仑，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但他的思想很快发生了转变。查理十世上台后推行的愈来愈反动的政策与雨果追求的理想目标相去太远，人民的不满、祔的动荡，以及欧洲方兴未艾的人民解放运动都冲击着青年雨果，促使他开始重新认识、评价拿破仑与波旁王朝，并投身于为社会进步而斗争的洪流。雨果的斗争，首先是从文学方面反对已经腐朽的古典主义，促进文艺的新生开始的，这时雨果的创作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此后至1840年的13年间，是雨果创作最丰富的一个时期，他以多种形式的作品揭露社会的不平，，控诉封建专制罪恶，显示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实绩，逐渐从抒发个人感情走向与现实斗争结合的道路，充满了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精神，充满了对旧制度和统治者的激烈控诉。
1840年以后的十年来，是雨果创作的低潮时期。雨果一方面同情人民的苦难，一方面又对七月王朝存在幻想。他的政治观点始终在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之间徘徊。1848年二月革命震撼欧洲，使雨果逐渐转变了思想，坚定地站到共和的立场上来。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反对他的独裁专制并参加了共和党人的起义。起义失败后，雨果被通辑、放逐。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十九年的国外流亡生活。流亡期间，雨果没有停止对拿破仑三世的斗争。文学创作也随之出现一个新高潮。他的许多著名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长篇小说是雨果流亡时期的突出成就。《悲惨世界》就是创作于这个时期，是雨果的三大代表作之一。
雨果小说艺术的突出特点是浪漫主义色彩浓厚，情节安排离奇、紧张、充满戏剧性，人物性格不同寻常，表现了作家的奇特想象和感情的自由奔放。对照原则是雨果小说中贯用的艺术手段，不论是整体描写还是人物形象塑造，对照手法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在语言风格上，以辞采绚丽、鲜明生动、高昂热烈、富于激情著称。
人道主义是雨果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他真诚地同情贫苦人民，颂赞他们的可贵品格，他鞭挞封建统治的罪恶，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伪善。但是，他往往企图通过道德感化来消灭社会罪恶，在社会斗争面前，表现得软弱无力，在如何解决社会矛盾等问题上，也只能提出带有空想性质的改良主义主张。
《悲惨世界》是雨果的杰作，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小说以五卷的巨大篇幅提出了当代迫切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小说以在逃苦役犯冉阿让、妓女芳汀和她的女儿珂赛特三个人不幸经历为线索，展示了一幅动人心魄的悲惨世界的图景。这是属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不幸人们的世界。他们在那里备受痛苦，在饥寒中挣扎，在凌辱中生存，在迫害里死亡。
《悲惨世界》真实地表现了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命运，善良淳朴的主人公冉阿让出身贫苦家庭，因为失业，为了养活几个外甥，饥饿中在面包铺偷了块面包，竟在监狱里关了十九年。他成了苦役犯后，这个罪名就永远依附在他身上，再也不得解脱，终身在警察追捕中颠沛流离。他甚至想躲进狗窝，也被赶了出来。他感叹世道不平：“我连狗也不如了！”冉阿让改名为马德兰，由于偶然机会，靠技术改革，在另一个城市当上了工厂主。又因为他乐善好施，被市民拥选为市长。然而，一直怀疑他身世的警官沙威，却像阴影一般始终追随着他，伺机进行追捕。雨果通过冉阿让的遭遇，愤怒地抨击了统治阶级制订的法律如何维护有产者的私有财产，又如何残酷压迫劳动者。
小说中芳汀和珂赛特母女的形象颇为感人。天真纯洁的芳汀是冉阿让工厂里的女工，因受骗遭人蹂躏后而怀孕，又被遗弃，社会冷眼相待，连做工的权力也被剥夺。她负了一身债，为了养活女儿，被迫出卖自己美丽的长发和一对洁白门牙，最后沦为娼妓。她的私生女珂赛特小小年纪就受尽折磨，伴随她童年的是虐待、凌辱和沉重的劳役。珂赛特八岁起就承担繁重家务，受尽酒店主的非人虐待，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贫苦儿童形象。身染重病的芳汀眼看着冉阿让帮助她们母女团聚，却又见冉阿让被警方强行逮捕，在惊吓中凄然死去。芳汀短促的一生受尽折磨，反映了广大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雨果真实地描绘了这幅令人怵目惊心的画面，突出地反映了贫苦人民悲惨的命运与处境。他以满腔义愤，向造成这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控诉与抗议，尤其无情地撕破了资本主义法律“公正廉明”的假面具，揭露了它暴虐、荒谬、虚伪的本质。警察沙威是冷酷而残暴的法律的化身。他象幽灵一样追逐了冉阿让一生，毁灭了冉阿让，珂赛特等人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灾难，他最后精神崩溃投河而死，表现了法律渺小而虚弱的本质。
《悲惨世界》的前两部对冉阿让、芳汀、珂赛特这三个人物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整部小说尽管情节结构十分庞大，但是中心问题依然突出了贫穷人民的悲惨命运。正如雨果在小说序言中所说：“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悲惨世界》在后三部还描绘了1832年的法国共和党人起义。主人公冉阿让也参加了街垒上的战斗。起义者抓住了混入街垒的警官沙威，并交由冉阿让负责处决，但冉阿让宽大为怀，放走了沙威。贵族青年马吕斯倾向功共和主义，又深深爱上了珂赛特。在政府军的残酷镇压下，共和党人和巴黎人起义惨遭失败。冉阿让以惊人的毅力和体力背着马吕斯，通过迷宫般的巴黎下水道，得以逃出。后来，马吕斯因误会而与冉阿让疏远，到最后马吕斯明白了冉阿让的“闻所未闻的德行”，而带着妻子珂赛特去看望这位救命恩人时，孤寂的老人已到了弥留时刻。雨果站在民主主义立场，用饱满的笔墨表现了共和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同大资产阶级的一次生死搏斗，在广阔的生活背景上创造上具有反抗性的下层人民生动形象，使小说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