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陈伯达之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虽然他一再逊称自己是“小小老
百姓”，当年却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是“中央文革”的组
长，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枝笔”、“中国舆论总管”。
本书是关于陈伯达的长篇传记。
陈伯达在接受本书作者的独家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化大革
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年已久
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
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
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记忆如有欠实之
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
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 ※ ※
1989年9月17日傍晚开始，北京骤降暴雨，竟整整下了一夜。翌日，气温剧降。
9月20日中午，在北京远郊一幢六层楼房的最顶层，85岁的陈伯达正在吃饭。他的儿
媳小张当时在场：“父亲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食物吐出……”
儿媳赶紧敲响隔壁老萧的门。老萧马上拨电话到某医院。20分钟之内，医生就赶到
了。可是，陈伯达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抢救无效。经医生诊断，陈伯达因天气骤凉，死于心
肌梗塞。
陈伯达死前和他的儿子陈晓农、儿媳小张以及小孙子生活在一起。突然发病之际，陈晓
农却不在家，而在北京驶往河北石家庄的列车上———去看望他的母亲余文菲。余文菲是陈
伯达的第二个妻子，已经离婚多年。陈晓农是陈伯达和余文菲所生的孩子。
据陈晓农事后告诉笔者：
“前几年父亲住院已检查出患有老年性冠心病，但因他心电图一向较好，又从未有过明
显的心绞痛，仅是超声波检查有冠状动脉硬化，所以医生和我们都缺乏足够的重视。9月20
日那天，北京天气很冷，早上刚下过雨。我9时多临走时，看父亲睡得正香，不忍叫醒他，
给他加了条毯子，又把毛裤放到床前椅上。我爱人说父亲起来后，说天冷。现在想来，天气
骤冷易使血管收缩，老人血管已脆，经受不住，这可能是发生心肌梗塞的原因……”
当天下午，陈伯达所在单位负责人徐主任等赶来，和陈伯达的亲属商议处理后事。亲属
明确表示：“听从组织意见，而且父亲生前也一再说过，他去世后一切从简。”
根据领导意见，陈伯达以他原名陈建相，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
尽管八宝山不知举行过多少回遗体告别仪式，但是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仪式与众不同：没
有讣告，没有悼词。前来与他作最后诀别的，都是闻讯而来，没有接到任何正式的、以组织
名义发出的通知。
9月28日上午10时20分，陈伯达的遗体出现在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这些年来他总是
躲着照相机的镜头，连家中都找不到他现成的遗像。陈晓农记起去年冬天一位朋友为他拍过
一次照片，赶紧请摄影者找出底片放大，才算有了一张遗像。
在哀乐声中，40多人向他的遗体投注了最后一瞥。这些人有的是陈伯达的亲戚，有的
是他的老朋友，有的是他的老秘书，有的是他的旧部下，有的是他的学生。陈伯达的遗体
旁，放着许多花圈。花圈上写着：“陈建相先生千古”。由于一般人并不知道陈伯达的原
名，所以没有引起注意。有一个花圈署名“刘叔宴”送。刘叔宴是陈伯达分居多年的妻子。
她没有参加陈伯达的追悼会。陈的遗体告别仪式虽然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举行，但是很快惊动
了那些竖着耳朵的新闻记者。
最早披露陈伯达去世消息的是“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电台。他们在9月29日播
出了陈伯达在北京病逝的新闻，介绍了陈伯达的生平。
同时，香港《大公报》在第二版下部，刊载了两则报道，内中提及在北京八宝山举行的
陈伯达遗体告别仪式。
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电讯，电文如下：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
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海外记者不了解“八宝山第一告别室”的具体情况，曾在报道中称陈伯达死后享受“高
级官员待遇”。1995年10月30日，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给笔者的信中，对此作出了解释：
“将八宝山第一告别室说成高级官员待遇，是搞错了。八宝山有两部分，一为革命公墓，是
领导干部治丧处所；一为八宝山殡仪馆，是老百姓和普通干部治丧处所。二者之间有墙隔
断。骨灰安放地也不同，领导人在革命公墓，老百姓在老山骨灰堂。第一告别室并非高级官
员治丧处所，其场地条件也远比革命公墓礼堂简陋。”陈伯达的骨灰，最初安放在北京八宝
山老山骨灰堂。1991年2月，由陈晓农和妻子小张护送到福建惠安老家。这样，陈伯达从
生命的起点，走过漫长而又起伏的85个春秋的人生之路，最后又回到了那里。从陈伯达刑
满释放，到他遽然病逝，这一年间我多次在北京访问过他。就在他去世前一星期———9月
13日，他还跟我谈了一下午。不料，一个星期之后，他的漫长的生命便画上了终止符。
我给他拍的那些彩照，成为他一生中最后的照片。
他凝固在我的录音磁带上的声音，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的声音。
他题写的《楚狂接舆歌》，成为他一生的绝笔。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成了他向世人的“告别辞”。
他离世之后，我在录音机旁重听他的声音，思绪飞到了一年前的那些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