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
辜鸿铭与托尔斯泰
前北大英文系教授辜鸿铭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身上具有许多矛盾的现象。他既精通多种外文，又深谙西方文化，对之颇有感情；却信守儒家道德，坚持中国传统文化。身为近代的名牌大学教授，却在民国以后仍拖着稀疏小辫子，穿长袍马褂，甚至提倡纳妾。世称其为京城一景，或誉之曰“文化怪杰”。
辜氏的“怪癖”
自然遭到非议，不过他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他不但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学与文化，而且由于亲历了西方社会列强的混战，看出西方文化的弊病，因而更感到中国文化的伟大，故而极力向西方推荐中国文化。他游学西方时就以多种外文写作，在海外出版多种著作，认真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其著述早就为世界所新推崇。
正是出于此种意向，他想到了具有深厚人道主义思想的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主动向后者赠书，把自己用英文写的《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和《尊王篇》两本书，通过俄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勃罗江斯基转递，送交托尔斯泰。
辜氏题赠的两本书如今仍珍藏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外托尔斯泰庄园的藏书室里。其内容恰恰是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优越和批评西方文化的弊端。《当今……》那本书从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出发，从东西方两种生活方式、两种文化的冲突来解释战争的起因，进而谴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尊王篇》则介绍中国传统的政权观念和改良派的新思想，宣扬君主主义。
赠书在1906年3月送出，是年托翁78岁。他接书后的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便很快作出反应。先是请秘书复信致谢，并让好友切尔特科夫把他在国外出版的违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邮寄回赠辜氏。后又于同年9、10月间亲自写了一封公开的复信，题为《致一个中国人的信》，先后用德文和法文发表在德国的《新自由报》和法国的《欧罗巴邮报》上，在欧、亚两洲引起反响。同时印出俄文版单行本。这封信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后来已收入《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第36卷），曾于1911年译成中文，登在我国的《东方杂志》（元月号）上。
那封近万言的长信开头是这样的：
“我收到您（指辜氏）的书，并怀着极大的兴趣将其读完，特别是《尊王篇》。”
接着便表达了托翁对中国的一往情深：
“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去一向令我极为关注。我曾经尽力去了解我所能了解的中国生活里的事物，尤其是中国的宗教智慧——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及其注疏。我也看过中国的佛经和欧洲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近来，在欧洲人，其中很大程度上是俄国人对中国施行了那些暴行之后，中国人的一般情绪，当时和现在都令我特别关注。”
看来，正是基于对列强侵华的强烈愤慨，使得托翁和辜氏有了共同的感情，才能很快亲近起来，以致初次的文字之交竟像是知友之间诚挚的谈心。托尔斯泰晚年以坚决放弃贵族特权、坚定不移走“平民化”的道路、反对侵略和压迫、反对不义的战争著称，尤其同情中国遭受列强凌辱的命运。如此高尚的人格恰恰为辜鸿铭所敬重。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里，有一份辜氏签名的贺词，即是明证。贺词里写道：
“今日我同人会集，恭祝笃斯推（按：即托尔斯泰的早期中译名）先生八秩寿辰。窃惟先生当代文章泰斗，以一片丹忱，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钦佩曷深……此真千载一时之会也，同人不敏，有厚望焉，是为祝。”
这是1908年9月9日（俄历8月28日）托翁80华诞时，包括辜氏在内的一些中外人士在上海集会庆祝，向托翁致送的祝词，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写成。从中可以看出辜氏（及以他为代表的文化人士）是敬重于托翁的，首先是作为“当代文章泰斗”，还有那“维持世道人心，欲使天下同归于正道的”“一片丹忱”，也即维护正义和人道主义的赤诚之心。
反过来，托翁的回信中看重辜氏的，也是后者反对列强侵略、批判西方文化的大无畏精神。当然从中也透露出托翁赞同辜氏维护君主主义思想，及其反对中国走“西方化”道路的主张。
不过，对于中国今后的走向，两人的观点似不相同。托翁向辜氏的说教是：
“只要中国人继续像他们过去一样，过着和平的、热爱劳动的和从事农耕的生活，在行为上遵循他们的三种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教义（三者是一致的，都是要摆脱一切人的权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忍让、爱——人及一切生灵），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而辜氏则摈弃托翁“不抗恶”和“忍让”的说教，坚持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即发扬“国粹”，以战胜西方列强的邪恶。即如托翁已感到的那种抗争的气魄：“从您的书中看到了中国表现出战斗的精神、用武力抗击欧洲民族所施加于它的暴行之愿望。”
据我们多年的教学生涯所知，辜氏也是中国人当中最早直接向托翁表达了不同于后者的说教，指出反抗才有出路之见解的。是故托翁看了辜著之后才直言自己是“现在怀着恐惧和忧虑的心情听到并从您（辜）的书中看到”这种精神，担心“如果中国人真是失去了忍耐……那就很可怕了”。
自然，两人不同的主张中也反映了两国之间、两种文化传统的异同。
辜鸿铭卒于1928年。他同托尔斯泰的文字交往已经成为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