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
银洋往事
作者：程乃珊
上海话一元钱叫一块洋钿，是有根据的。
从前银洋不叫银洋，叫银饼，是咸丰六年，由上海富商王永盛等率先发起私家铸造的。富商是沙船厂老板，雇工数以百计，为免发工资时临时称量碎银麻烦，就自铸银饼，规定每饼含白银五钱。银饼是用手工打成，较粗糙。上海人至今习惯将一元说成一块洋钿，就是出自银洋钿。
我祖父程慕灏16岁就进银行做练习生，第一份工就是学习包银元，十只一卷，用桑皮纸包起来。银元是圆的，要包得服帖，也是很考功夫的。
银元的排列安放，也有一定规格。有专门的器具供安放银元，叫“银元板”。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槽，每一行可放五十银元，廿行一板，共一千元。当时银行钱庄大商行都有这种银元板，以方便大宗交易。
不过银元很重，一块银元七钱三分重，以十六两为一斤老秤计，一千银元要近五十斤重！因此市面上都用庄票，但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往来结算仍用银元。因此当时每天清早在银行钱庄会集之处，有称为“杠夫”的行庄杂役，背上一只黄藤巴斗，斗上漆着黑色的钱庄或银行名字，互相递解。在银行钱庄集中的上海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上，处处可见忙碌来往的杠夫。
在上世纪卅年代，上海闹市大东门一爿绸布庄的大掌柜月薪不过八块银元，大米八元一担，普通店员不过六元、四元。电车车资一只铜板，租界地一客简易西餐包括一块炸猪排一只浓汤，面包白脱尽吃，每客两角（约廿只铜板），五香茶叶蛋一只铜板两只，城隍庙酒酿圆子两只铜板一碗。1930年我祖父29岁，已任当时的银行总行副理。当时总行只设一总经理五个副理，支行最高行政是主任。副理月薪五百块，主任月薪三百块。
当时上海静安寺路愚园路（现黄金地段）一块三亩七分地皮售六千块，一套红木百灵桌带四只圆凳售一百廿块。一间亭子间租金可能要三元，朝南前楼的租金要更多，大概六至七元，如果是整栋可能几十元到一百元没底了，可见当时上海生活开支最贵的仍在房租。当时一般市民如一月有卅块银洋收入（洋行普通职员），就可供一六口之家开支，还可雇一辆钢丝包车包括车夫工资，但前提是要有家传祖屋。如若要另外租屋，那体面一点的合乎洋行写字间身份的住房一月起码十五块至廿块房租。
在上世纪廿年代钞票已流行，但老一辈人总还是相信银元，因为感觉上钞票只是一张纸，而银洋是铿锵有声沉甸甸的真含银子的。一般银元都放在甏里，埋在宅地里，往往连子女都不知道，但会在遗嘱中指出埋在哪里。如若是猝亡或兵荒马乱仓皇逃难，或许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今天一切交易都电子化，银元时代早已远离我们。只是日前偶翻先辈留下的一本日记提及银洋，觉得十分有趣，乃整理出来给朋友一读，也算近代金融史的一段小插曲吧！（青年报2007-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