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禹
张宗禹
张宗禹，生卒年不详，安徽蒙城雉河集(今涡阳)人，别号“小阎王”，清末捻军首领。
张宗禹约生于清朝嘉庆、道光年间，出身地主家庭。自幼闭门读书，成长后不赴科举考试，绝意仕途，却“暗中联络贫苦，潜蓄实力”(王大球：《张宗禹传路》，《史学工作通汛》1957年3期第13页。)。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级阶矛盾激化，促使他走上抗清斗争的道路，成为捻军的著名将领。
1853年(咸丰三年)，在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影响下，规模巨大的捻军起义爆发了。张宗禹毅然参加其战斗行列，隶于他族叔、著名首领张乐行麾下。1855年秋，各路捻军在雉河集会盟，确立黄、白，黑、红、蓝五旗军制，张乐行被推为盟主，兼领黄旗，张宗禹遂领镶黄旗。他以治军严整，临阵果断，“强忍敢战”，为部众所拥戴。
1856年，清兵一再袭占雉河集，张宗禹跟随张乐行率部撤离家乡南走。次年3月，同太平军在霍丘、六安交界处会师。1860年2月，他同李大喜等率马步队3万多人，挺进萧县境内，佯攻砀山，转而东趋徐州，经邳州南下，占领桃源(今泗阳南)，直逼重镇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其时，河道总督庚长、漕运总督联英等正连日演戏，置酒高会，昼夜不辍，疏于防备。张宗禹等乘势进击，于2月22日，攻克该地，获得大量财物，凯旋返回推北。
1862年(同治元年)春，捻军大举入豫，张宗禹率部进攻周家口和商水等地，接著围攻洛阳，占领宜阳，杀知县谢仁溥，又占永宁(今洛宁)，越过熊耳山。5月，攻陕西雒南，同入陕的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西北太平军会合，出孝义(今柞水)，进逼省城西安。这时传来了安徽庐州(今合肥)危急的消息，他们立即东返，至河南，得知庐州已失，遂赴湖北，因受到清军的阻截，西北太平军重往陕西，张宗禹则率部经河南光山回到安徽毫州。
1863年春，由于清朝钦差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领兵与安徽巡抚李续宜南北夹击蒙、亳地区，捻军腹背受敌，处境艰危。为了分散敌人兵力，联合河南捻军一道抗清，张宗禹奉张乐行之命，率部突围，从颍州(治今阜阳)入豫南，会合陈大喜所部捻军，辗转至湖北麻城、蕲水等地。随后，陈大喜部返回河南，张宗禹则疾驰安徽，过宿松、太湖、潜山抵桐城，在孔城镇与忠王李秀成所部太平军会合，进攻六安。不久，李秀成部回救苏州，张宗禹部由盱眙转至天长，折返皖北。
当时，皖北局势大变，雉河集失陷，张乐行殉难。可是，张宗禹并不气馁，奋力搏战。6月，夺回雉河集。清朝官吏施展阴谋，派遣叛徒杨瑞英前来诈降，妄图乘机进行谋害。张宗禹识破敌人的毒计，断然处决于这个曾经参与捕杀张乐行的无耻败类，为死难的捻军将士报仇雪恨；并且夺取了敌人的粮台，打击其嚣张气焰。
同年9月，张宗禹闻僧军将再次南来，率部复往河南，经陈州，许州、汝州和南阳府境，打算西入陕西，与西北太平军会合。这一计划因屡为清兵所困，未能如愿。1864年春，西北太平”军出陕入豫，回救天京，张宗禹即率部冲出敌围，于4月28日，在内乡西坪、赤眉之南与之会师，同入湖北。5月26日，在德安寿山大败清兵，进至黄陂，黄州、麻城，7月4日占领罗田。因妥清军阻遏，无法东进。
7月19日，天京陷落，形势急转直下。张宗禹同赖文光、陈大喜、任化邦等带领部队再上河南。9月初，在罗山败僧格林沁部，击毙都统舒通额、副将巴扬阿等，歼敌数千人。随后，他们重返湖北，于10月初会同陈得才部在蕲水大破副都统富森保部，杀总兵石清吉和副将江南星等，并进围提督成大吉部。因敌援兵赶来，遂转战入皖。11月，陈得才等西北太平军在霍山黑石渡镇大败，损失惨重，各路首领或俘或降，陈得才自杀。在此紧急时刻，张宗禹机智地率部避走豫、鄂边界。12月上旬，于湖北襄阳伺赖文光等太平军和任化邦等捻军会合，进入河南邓州境内。
张宗禹及其他捻军将士目睹形势险恶，深感合则可存，分则必亡，因此坚决表示，愿与太平军紧密合作，“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资料丛刊第2册，第863页。)，并推赖文光为首领，逐步整编部队，决定“易步为骑”，增加骑兵，减少步队，采用快速灵活的流动战术。他们还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张宗禹曾被封为梁王，他同将士们一道，决心为复兴太平天国事业而奋斗。
12月12日，他们在邓州唐坡同僧格林沁部展开大战。临战之前，任化邦(所部蓝旗)对张宗禹说：“黄旗挫衄之余，恐难当大敌，愿以蓝旗冲锋，黄旗接队，可乎?”张宗禹斩钉截铁地答道：“不能冲锋，焉能接队，今日吾不与胡虏俱生矣！”(王大球：《张宗禹传略》，《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第14页；参见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5页。)他激励将士，一战破敌。
1865年1月29日，他们于鲁山再败僧军，毙护军统领恒龄，副都统舒伦保等，后在鄢陵附近痛击敌人马队，又运用盘旋打圈的流动战术，走西平，新蔡、信阳等地，战于确山，进攻扶沟，抵雎州，由考城趋山东，于宁阳打败山东按察使丁宝桢、总兵范正坦所部清兵，威逼省城济南。为拖垮僧军，复反辔向南，入江苏邳州等地，旋又重回山东，经宁阳、汶上，过运河，抵曹州菏泽县北的葭密寨、郝胡同、高楼寨(即高庄集)。5月18日，尾随捻军的僧军追到时，张宗禹与赖文光等指挥部队，引敌进入伏击地域，发炮轰击，四面合围，阵毙僧格林沁及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鳌、额尔经厄等，消灭其所部7000多人(一说万余人)，大获全胜。
高楼寨之战后，张宗禹“拟即督师北上，直捣虏巢”(王大球：《张宗禹传略》，《史学工作通讯》)，其他将领则主张或先取济南，或渡过黄河由豫入陕，大家“争言不决”。这时，清廷已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并令直隶总督刘长佑领兵扼守大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带洋枪队驻防景州，加强警戒。张宗禹获悉京师有备，不易攻克，便率部从山东转向河南，于6月重回皖北，赖文光等接著赶来，一起包围雉河集。可是，这一带已与往昔不同，清朝政府改雉河集为涡阳县，强化其统治。他们久攻雉河集未下，遂于7月25日撤围，分两路复往河南。自此之后，张宗禹与赖文光等两部捻军或分或合，流动作战，打击敌人，使曾国藩的重点设防计划遭到破产。
曾国藩又提出“聚兵防河”的计划，即西以沙河和贾鲁河、南以淮河为防线，北从朱仙镇至开封与黄河南岸挖濠设防，企图将捻军围制于鄂、豫、皖交界的多山地区，加以消灭。9月中旬，张宗禹部在禹州、许州一带与赖文光部相会，发觉敌人的河防诡计，并得知北面朱仙镇至开封附近的堤墙尚未筑完，立即出发，经尉氏、中牟北上，进行突击。9月24日夜，直冲开封南面芦花冈堤墙，击溃河南巡抚李鹤年所部豫军，经陈留往山东。曾国藩苦心经营的沙河、贾鲁河防线又告崩溃。
张宗禹和赖文光两部分别进至山东曹县，金乡与菏泽、巨野等地后，10月上旬，猛攻运河堤墙不破，随即重返河南。由于捻军长期遭到清军围追堵截，斗争形势日趋严峻，赖文光、张宗禹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于是决定由张宗禹率领所部前往陕西，联合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赖文光自述》)。然而分军之后，赖文光所率东捻军与张宗禹所率西捻军彼迫各自孤军作战，形势更加不利。
10月21日，张宗禹率领部队约6万人(一作3万多人)自中牟同赖文光等东捻军分手，迅速西进，绕道陕西商州，于11月9日抵华阴，旋入华州境，在白泉铺和三峡店战胜清兵，又败提督刘厚基部于渭南赤水镇，使其退回渭南。11月25日，在华州敷水河东设伏，击败总兵萧德扬等部湘军，毙伤敌七、八百人。复乘胜西上灞桥，直逼西安，迫使湘军回救。这时西捻军又东南走蓝田，佯趋商州、雒南，引敌尾追，然后北走渭南，回师西安，把精锐部队埋伏在灞桥附近十里坡的左右村堡。1867年1月23日，会办军务刘蓉所部湘军1.4万多人赶到灞桥。捻军以少数部队同敌接仗，佯败退走十里坡；湘军跟踵急进，抢上十里坡，诱敌部队立即反攻，两旁伏兵齐起，团团围住敌人，展开搏斗，恰风雪骤至，湘军所用枪炮被雪沾湿，无法施放，很快就被击败，3000多人被歼，记名提督杨得胜，萧集山，萧长青等丧命，数千人缴械投降，“全陕震动”。
十里坡战役后，西捻军乘胜进围西安，2月10日，于城西鱼(雨)化寨杀了编修张锡嵘等。不久，因敌援已到，便撤离西安，沿渭河南岸西行，抵达鄘县齐家寨。3月下旬，渡河至益店，同自凤翔东来的回民起义军取得联系。两军会合后，拟定了联合作战计划，由捻军攻同州(今大荔)、朝邑，回民起义军攻西安。两支部队一起从三原、富平、蒲城向同州、朝邑一带进发。5月6日，同总兵刘松山部激战于同州东北许庄附近，杀死副将胡理明等多人。接著，西进普集镇(今武功)，再攻西安。湘军刘松山等部前来援救，西捻军受挫，撤围东下灞桥、临潼，折往鄠县(今户县)、盩厔(今周至)，复转战三原、富平、蒲城等地，“往来梭织，如入无人”(贺瑞麟：《清麓文集》第7卷第21页。)之境。西捻军在渭河南北与回民起义军“时离时合”，共同打击清军。
10月，清朝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策划在泾水、洛水之间扑灭西捻军。张宗禹见敌人日渐逼近，便领军自蒲城至白水，突破敌人的包围，北进中部(今黄陵)、洛川、鄘州(今富县)、甘泉，一部进占安塞，主力活动于宜川、延长之间。11月又向北发展，占领延川，进向清涧，配合回民起义军攻占了绥德。
这时，张宗禹接到东捻军的告急书信，决定立刻自陕北驰援。原准备取道潼关。有位老翁说：“不可。官军聚山左，河北必虚，吾引兵出彰飞彰德，今河南安阳)、怀(怀庆，今河南沁阳)，逾大名(今河北大名)，犯畿辅，官军必回军宿卫，则东围不战自解矣！”(张瑞墀：《两淮戡乱记》，《捻军》资料丛刊第1册，第303页。)于是决定取道山西，直趋直隶。12月17日在宜川履冰渡过黄河，攻下山西吉州，后分三路，自河津、乡宁、蒲县东进，经曲沃至垣曲。1868年1月初，绕王屋山，抵河南北部，随即穿越济源、怀庆等地，“飙疾如风”，向直隶南部进军，逼省城保定，抵易州、前锋进入房山，直达宛平县卢沟桥，“京畿大骇”。
清朝政府宣布京师戒严，并从各方面调兵来援。西捻军挺身南走安肃(今徐水)、高阳，于2月8日占祁州(今安国)，毙知州胡源，继克饶阳、献县，转战深州、晋州等地。3月16日夜，因为戒备不严，在饶阳东北遭受清兵袭击，损失较大。不过，他们吸引清兵縻集直隶的目的已达，便南下谋求同东捻军会合，殊不知东捻军已经败灭。
张宗禹率军在晋州、藁城间跨过滹沱河，3月下旬，进入河南临漳，又越漳河至滑县、卫辉；(今汲县)、新乡，西趋清化镇(今博爱)。这时，钦差大臣李鸿章派淮军赶到豫北，企图将西捻军逼过卫河西面，困于太行山麓。张宗禹发现敌人据险扼守，恐被围困，就折而向东。4月初，西捻军在封丘大败提督刘松山等部，斩提督周盈瑞，重伤总兵郭宝昌。12日，于滑县杀死记名提督陈振邦，副将刘正同等，从而为挺进运河东岸扫清道路。
4月17日，西捻军在当地人民的引导下，从山东东昌(今聊城)城南李海务渡口过运河，抵山东、直隶边界地区，随即沿运河东岸北趋，4月下旬，经德州，沧州，逼攻天津。清政府再次宣布京师戒严，并勾结英国、法国侵略者加强天津防务。西捻军无法前进，且得悉东捻军已败，遂取道盐山重返山东，5月上旬，到了海丰(今无棣)，阳信、武定(今惠民)等地。张宗禹“见余粮栖亩，则大喜，谓千里连营，事权不一，秋高马健，一呼可涉也”(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7页。)。他过高估计敌人的内部矛盾，产生轻敌思想，未能马上突破李鸿章拟定的东从海上封锁，西以运河、南以黄河，北以减河为防线的围困计划，终于吃了大亏，造成严重后果。
西捻军于5月中旬北往沧州，攻减河河墙不破，即回盐山，南下运河之东的平原、禹城、博平、茌平等地，抢渡运河也未成，接著又先后北上南折，来回抢渡多次，都未达目的。李鸿章却提出以运河为外圈、马颊河为内圈防线，紧缩包围，并大搞其“招抚”诡计，地主豪绅实行坚壁清野，强迫村民搬入堡寨，使西捻军的食宿发生困难，天气又持续阴雨，河水陡涨，道路泥泞，行动更为不便，处境愈来愈艰难。
7月上中旬，西捻军接连在山东临邑、海丰、直隶吴桥与山东德州杨丁庄遭受阻击，损失不少。下旬，他们于山东沙河丧失三四千人，张宗禹负伤，旋又在济阳东北受到围攻，阵亡和被俘约六、七千人，更加势孤力单。张宗禹率领将士继续苦战，8月初，于德州高家渡、老君堂一带谋渡运河没有成功。15日，从东昌李海务渡口再次抢渡，复告失利，便退往茌平广平镇。次日，在向东北方向转移途中，被清兵截击，数千将士或战死或被俘，张宗禹带18骑冲出重围，来到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黄佩兰等：《涡阳县志》，《捻军》资料丛刊第2册第108页。)(一说后来避走沧州孔家庄——今属黄骅县；一说投河死难)。他的部队在此覆没，标帜著捻军起义的最后失败。
张宗禹参加捻军起义，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把他锤炼成一位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他“沉静好谋”，“遇敌英发”，敌势强则急走避开，敌势弱则奋勇出击，有时将队伍化整为零，使敌人不知其主力之所在，有时合零为整，使实力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变化莫测，所以能出奇制胜，屡建战功，十里坡之战，更显出其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具有政治远见，长期同太平军联合作战，尤其是在危难关头，毅然率部与太平军结成一体，坚持斗争，不断打击敌人，震撼清朝的反动统治。张宗禹多谋善战的事迹和韧忍不屈的精神，为捻军起义增添了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