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匡满
发小
作者：杨匡满
“发小”(头发的发)的意思是小时候一起长大的。相当于南方的“开裆裤朋友”或东北的“光腚娃娃”。发小之间的友谊，常常不亚于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贺来毅和海荔是一对发小。幼儿园、小学都在一起。上幼儿园时，“文革”也正如火如荼。贺来毅的外祖父是贺龙，自然早早被打倒了；贺来毅的母亲贺捷生，也被本单位“专政”，关了起来。
上小学了，贺来毅的妈妈还在被“专政”，本来只有五六十元的工资也被扣发。贺来毅交不起学费。海荔的父母在大学教书，好歹算“人民内部矛盾”。海荔就缠着她父母：贺来毅都交不起学费了！一定要父母多给她6元钱。这在当时，也不算小数目了。贺捷生将军后来回忆：可不是嘛，学费是5元9毛钱，可我当时连1毛钱的公共汽车都常常坐不起。
她们后来上了大学，又出去留学。贺来毅去了美国，海荔去了英国。那时打不起长途电话，没有“伊妹儿”。几年以后她们都回国创业，可是失去了联系。于是彼此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贺来毅说：“你怎么还没有结婚啊，得得得，我包了。”那神情恨不得自己嫁给她。不久，也是贺来毅跟她老公反复权衡以后，把海荔叫来了，把贺来毅年轻时的一个朋友叫来了。“就你们两个合适！你们看着办吧。”
果然合适。不几个月，贺来毅就买好了结婚戒指给他们送去：“你们把事情办了吧！”
如今这一对发小，两家常来常往的频率甚至超过了同家人的往来。假期都要凑在一起，好一起出国旅游或开车出去。
杭生和西平也是两个发小。住一个大院，在一个墙角逮蛐蛐，一起钻到汽车轮子底下，甚至偷着进驾驶室学开车。也是“文革”开始了，杭生的父母首先倒了霉，他等于没有家没有地方吃饭了。西平不容分说：“住我家！”可是不久，西平的父母也倒了霉，被“揪”出去隔离了。两个孩子便在一起混日子。没有钱了，没有吃的了，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啊。两个人商量：去偷。可偷谁家的？不能偷别人家的，只能偷自己家的。偷什么？废铜烂铁，旧书旧报纸。卖了买馒头吃。
后来两个人都参军了，回来又上学，完了一个当编辑一个当警察。再后来，两个人可以说都事业有成。
两年前杭生突发急病，属于急腹症。他妻子很快帮他住了院，一查是胆囊炎。于是马上动手术，术后得住院静养半个月。他妻子那段时间实在太忙，家又远。西平说：“交给我吧。”西平天天开车去医院，送了半个月饭，陪了半个月床。
我大妹匡汲也有个叫李丹的发小，她们小学一个班级、初中一个学校，都是“课代表”一类的小干部。下了课，两人总是一起做作业，一起回家，两家也不远。如果作业没有做完，今天到我家继续做，明天到你家继续做，饿了就一起吃饭，两家大人也放心。久而久之，两家大人都成了朋友。
高中毕业，匡汲来北京上财经学院，李丹却没有被录取。她的成绩特别好，可学校在她档案里写上了：“此生有海外关系，不宜录取。”于是李丹只能进厂当工人。尽管这样，两个人书来信往，联系从不断；而且，两个人的“私密”都是分享的。两个人都有了男友，就相约在同一时间，两对新人一起去富春江旅游结婚。
那时候我们家兄妹四人都去了北方，或工作，或上学，或插队落户。留下的老父老母退休了不说，在“清理经济队伍”中还受到审查。我们这些当儿女的鞭长莫及，有的自己也在受审查。令人感动的是，匡汲的“发小”时而去看看我们家的老人，给他们些许安慰。再以后，父母尽管得到“解放”，可很长一段时间里身边一个子女都没有，孤苦无依，也只有靠几个好邻居，靠李丹了。
再后来，李丹自学成才，学的也是财经。我父母过世多年，骨灰没有下葬。李丹帮着一起去选墓地，她说以后她父母也安放在那里。5年前，我们兄妹四人都回上海，安葬父母的骨灰。李丹坚持要出一份钱，表达她一番心意。什么名义好呢？于是在我父母墓碑上，在我们兄妹名字边上，刻上了“义女李丹”的名字。
童年结下的友谊是这样纯真，这样绵长，这样动人。危难时候的友谊更加可贵。人与人之间就该这样，少些功利，多些关爱，多些奉献。如今高楼别墅多了，人与人的距离却似乎远了，成为“发小”的概率也少了。当年那种一个大院、一个弄堂里比邻而居，我家包了饺子送去一盘，你家煮了汤圆送来一碗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再看看许多高楼里，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现代社会避免不了的毛病吗？
不由得怀念“发小”，怀念“开裆裤”时候的朋友。
我忽发奇想：建一些舒适一点的老人院，让往昔的发小们能一起安度晚年，这不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吗？